肃顺这家伙绝对是个狠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其本人虽然是旗人贵族出身，但他却一向很瞧不起旗人。常说旗人只知道吃喝玩乐，一点用都没有。这使得他得罪了很多旗人贵族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如杀耆英和柏葰，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嚣张跋扈可见一斑。
不过肃顺极受咸丰帝看重，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在咸丰朝期可谓第一权臣根本不必顾忌他人感受。
与对待旗人的态度相反，肃顺十分维护和重用汉人中的杰出人才。
可以说，大清王朝之所以能在内忧外患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虽然主要得力于恭王、曾国藩等后来的全力维持，但追本溯源则主要还是依靠肃顺的种因于前。
肃顺本人也非常注意在自己的身边网罗汉人中的杰出人才，除前面提到的湖南才子王闿运以外，还有如郭嵩焘、尹耕云、高心夔等清末名重一时的才子，都曾在他府上长期效力，当时在北京有“肃门六子”之称。
但肃顺也绝不是一味无原则的尊重汉人。有一个后来当上大学士的周祖培，当时和他一样都是刑部尚书（清制：各部尚书都是两人，一满一汉）。肃顺很瞧不起周祖培，以至于常常当着周祖培的面，公开把周祖培在文件上已经签署的意见直接划掉，让周祖培颜面丢尽，很下不来台。
周祖培后来不但是力主扳倒肃顺的主要人物，还是公开竭力怂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始作俑者。而他之所以不遗余力怂恿垂帘的原因，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彻底打倒肃顺。因为报一己私仇而放弃基本的政治原则，这位“周中堂”的为人，也实在不怎么样。难怪不但肃顺瞧不起他，连恭王也瞧不起他。
还有一个坊间传言就有些不可靠了：说在决定是否杀柏葰的时候，肃顺对咸丰皇帝的迟疑不决很不耐烦。忍无可忍之际，他竟从皇帝的手里夺过皇帝专用的朱笔，在御驾之前强行“矫诏”杀了柏葰。
当然这个传言吴可只把他当作笑话，咸丰皇帝不是汉献帝，肃顺也不是曹操。虽然咸丰皇帝对肃顺的倚重几乎已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肃顺对咸丰皇帝还是很尊重的。
而且咸丰皇帝也绝不是一个暗弱窝囊的皇帝，想恭王以骨肉之亲出掌阁揆，他尚且能一言罢黜，肃顺就是再跋扈十倍，也断不敢如此。
京城出现这样诛心的传言，还不是肃顺积怨太多的缘故，以至于他当政之际虽然“名满天下”，但事败之后却不免“谤亦随之”。肃顺把持朝纲，权倾朝野数年之久，可是一旦势败那帮子唯唯诺诺的朝臣无不落井下石，只能是这厮做人太过失败，性格睥睨太傲做事过于偏激极有关系。
……
咸丰帝驾崩后，御前大臣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与新皇帝载淳的生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产生严重矛盾，叶赫那拉氏乃鼓动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随即遭到八大臣极力反对。
另一方面，宗族中比较近的恭亲王奕与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亦极为不满。于是叶赫那拉氏与奕等人联合起来一起对付顾命大臣派系。
没办法，朝堂上的位置就那么多，肃顺的人占了其他人就没得分，这是赤落落的利益之争根本没有回旋余地。
要知道在肃顺身边，可是形成了一个极大庞大的官场势力集团，占据了不少朝堂上的关键位置，加上肃顺招惹的仇敌实在不少，风光之时无人能抗倒也罢了，可一旦势衰便等着墙倒众人推吧。
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
而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获取皇帝信赖，肃顺还积极拉拢大员，延揽人才，发展自身势力。如他力荐陈孚恩出任兵部尚书，扶植杜翰为自己门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与穆荫来往甚密。
同时，肃顺还多方吸纳汉族幕僚。他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于是他对待汉人恭敬有加，但对旗人“睚眦暴戾，如奴隶若”，甚至就连受贿，他也只收旗人不收汉人，搞得整个旗人圈怨声载道。
也正秉此原则，肃顺将王闿运、高心夔、郭嵩焘等名流罗致门下，俱为一时之选。
到咸丰九年，一个以肃顺为核心，包括端华、载垣、穆荫、杜翰、陈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内的政治集团基本成型，他们或为心腹，或为羽翼，盘根错节，遍布朝堂内外势力庞大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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