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跟肃顺没多少接触，对其的了解大多都是官场传言以及手下打探到的情报所述，他跟肃顺到眼下不过见了几次面而已……
他听得最多的，就是这家伙刚愎自用和威服自享的传言，当然这厮有傲气的资本和资格。
出身郑亲王这样的****贵胄之家，出仕便有大哥郑亲王端华提携，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咸丰皇帝即位以后，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肃顺迅速升腾，成为在皇帝驾前说一不二的人物。他先授内阁学士（某种意义上这个职务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再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等职，又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任礼部、户部侍郎。
到咸丰七年，更擢升左都御史、理籓院尚书，兼都统等，这就算是“大用”了。后来调礼部尚书，仍管理籓院事务，又调户部尚书，出任御前大臣，拜协办大学士，便成“宰相”了。
虽然他一直都没入军机，可他却是名副其实的首辅！
看看咸丰朝后期的一干军机大臣名单，除了文详之外，其余几位无不是顾命大臣派系中坚力量，个个对肃顺俯首帖耳，这更加助涨了肃顺的嚣张跋扈。
听闻咸丰帝跑路去热河之时，整个承德行宫内外防务全部掌握在肃顺之手，朝堂政令也基本由他掌握大局，加上咸丰帝对其信任有加言听计从，严然便是大清帝国的幕后操盘手。
当然平心而论，肃顺是个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敢作敢为极有能力的牛人，其魄力才干在当时的满汉大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单说才干，恭王或者不在他之下，但若论及其敢作敢为的魄力，恭王恐怕也要略逊一筹。但敢作敢为过了头，就成“跋扈”了。
吴可对于肃顺这位在咸丰朝后期于他并称的牛人，还是有些了解的，顺风顺水的官场生涯培养出了他的嚣张跋扈，高贵的出身以及咸丰帝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的权力掌控欲极盛。
没错，虽说肃顺在咸丰帝的鼎力支持下，算做京城朝堂风云人物的话，吴可显然便是地方督抚中的风头人物，两人一时并称于大清官场。
吴可没调去两广被‘边缘化’之前，在地方上的声势之隆可以用一时无两来形容。两江清军可以说是大清在江南地区的中流砥柱，比起状态时有起伏的湘军表现可要稳定得多。
只要不是傻子，任谁都看得出来当时太平军兵力过百万，结果有一大半兵力都被牵制在两江地区，到底是谁的功劳。
吴可作为两江总督执掌两江军政大权，可以用风光无限来形容，跟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肃顺算得上一时喻亮。
当然，出身不凡能力出众的肃大中堂，是看不上出身草根的吴可的，不仅仅因为吴可的出身太低又爬得太快遭人嫉妒，最重要的是他在朝堂上的奥援势力，可跟肃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与吴可有战友之情，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的大学士桂良，不仅是朝堂上老资格的大佬，而且还是恭亲王的老丈人。
而恭亲王，则是肃顺掌控朝堂的最大威胁，以吴可与桂良之间的盟友关系，肃顺能对他有好感才叫见鬼。要不是东南糜烂江南战火连绵，需要吴可和其手下替朝廷清剿叛乱的话，只怕肃顺早就找机会把吴可弄下去了。
要知道，肃顺绝对是咸丰朝最著名的铁碗权臣。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肃顺深信“治乱世，用重典”的古法，明确主张“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咸丰八年（１８５８），英国军舰侵入天津，咸丰皇帝派恭王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和侍郎耆英前去交涉。
这位耆英是个“红带子”出身的亲贵，只要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对耆英都不会太陌生，这厮的出名在于他的“卖国”。
不但大清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是由他主持签定的，而且后来他还先后代表朝廷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等。
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大清有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皇亲国戚和国家高级干部讲究所谓的“议亲议贵”之例（意思跟“刑不上大夫差不多”），所以尽管耆英当时引起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但道光皇帝却一直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处罚。
相反，咸丰皇帝却在即位之初就曾经革过他的职。这次与英国交涉，耆英在谈判过程中，不但事先向对手泄露谈判机密，更有甚者，他借口有重要情况要向皇帝报告，却不等皇帝批准，就擅离职守，私自跑回了北京。
这是一种严重的临阵脱逃的行为，咸丰皇帝将他下狱治罪。后来有关部门拟定的处罚是“绞监候”，大概跟今天的死缓差不多，咸丰皇帝和朝廷大多数人对这个处罚也比较满意。
结果，肃顺却认为这个处罚太轻了，他单独奏请将耆英立即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于是在肃顺的一再坚持下，耆英终于被改判死刑，在宗人府被赐自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样还在咸丰八年，肃顺还借“戊午顺天科场舞弊案”对大清的考试和吏治腐败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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