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立场突然软化下来,对推动安理会做出决议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要在安理会获得支持,也并非易事。
不管怎么说,奥尔岑多夫只是一名外交家,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更重要的是,危地马拉关系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利益,即便奥尔岑多夫的努力产生了效果,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动用否决权,也不等于不会让其他国家投否决票。这就意味着,中国依然得争取获得六个轮值国的支持。
可惜的是,周润康忽视了这一点。
十月十九日,新闻事件后的第七天,安理会进行了第一次闭门会议,并且就中国的出兵提案进行了第一次表决。
德意志第二帝国投了弃权票,而一直在中德间左右逢源的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
只是,让周润康意外的是,土耳其与希腊都投了否决票。结果就是,在十一个轮值国中只有五个投了赞成票。
显然,中国的出兵提案没有获得多数支持。
当然,这不是终结。
闭门会议结束前,周润康再次代表中国发出了出兵提案,并且要求安理会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投票表决。
显然,周润康做了第二手准备。
新的提案,在内容上做了小范围修改,而且换了个名字。
虽然安理会不会就同一个议案做两次表决,但是并没有限制就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的议案。
更重要的是,常任理事国的提案有优先表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不出来捣乱,中国就能够一直发起提案,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
问题是,周润康也不是决策者。
虽然是闭门会议,但是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根本不是秘密。
次日。中国国民议会就针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举行了最后一轮辩论,并且订在十一月议会复会之后进行表决。
显然,席存瑞必须感谢中国的法定节日。
大战后,因为太多的军人退役复员,一下多出了上千万的社会劳动力,所以国民议会通过了好几项与节假日有关的法案,把主要的传统节庆都定为了法定节日。强制规定企业与政府机关必须给予员工假期。
显然,国民议会也不例外。
公历十月份。法定假日有两个,一是中秋节、二是重阳节。当然,某些年份,这两个节日不一定都在十月份。
所幸的是,一九六六年,这两个节庆都在十月。
这就意味着,十月下旬。国民议会要休会数日,到十一月初才会复会。
这让席存瑞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席存瑞逐一找各个党派的领袖进行了私下会谈,尽一切可能的争取国民议会能够给出最有利的表决结果。
席存瑞做了最大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他却没有半点把握。
原因很简单,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党派领袖更是政客中的佼佼者,而政客的话最不可信。
显然,如果席存瑞相信了政客的承诺。他就不配住进总统府。
十一月三日,国民议会复会。
虽然辩论已经结束,但是应几位主要党派领袖的要求,国民议会又进行了三天的特别辩论,即主要由政党领袖发言。
十一月六日,席存瑞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去国民议会进行陈述演讲。
这是总统的特权,即在国民议会完成辩论。进行表决之前,总统有权对议案做最后的陈述。
上午,在席存瑞进行了陈述演讲之后。国民议会进行了暂时休会。
表决在下午进行,席存瑞借此机会。再次约见了几名主要政党领袖,提醒他们信守之前做出的承诺。
席存瑞的要求很简单,给安理会一些时间。
表决开始之后,席存瑞按照惯例离开了国民议会。
中国实行的是总统议会制,即总统是通过全国大选产生的,并不由议会推举产生,因此总统不是议员,在议会里没有席位。正是如此,总统无权参与议会的表决,还必须在议会表决时回避。
席存瑞只能返回总统府,等待最终的表决结果。
显然,这等待十分痛苦。
事实上,对重大议案的表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烦琐的事情。
虽然在技术手段上,已经可以提高表决效率,但是国民议会依然采取最为原始的表决方式,即举手表决。如此一来,就需要仔细清点表决结果,还需要反复审核,以确保表决结果真实无假。
某些时候,仅表决后的计票工作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如果表决结果的悬殊不是很大,肯定有议员提出重新计票,也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对投票表决进行统计与审核。
直到晚上九点,席存瑞才收到国民议会的表决结果。
一个让他非常失望的结果。
国民议会中,有三百四十七名议员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投了否决票,但是有三百五十三名议员投了赞成票。
结果就是,该议案获得了国民议会的支持。
摆在席存瑞面前的选择只有连改革,一是在议案上签字,让议案变成法案,二是动用总统的否决权,让议案无效。
如果选择前者,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选择后者的话,席存瑞将面对更多的考验。首先就是,国民议会有权重新对遭到总统否决的议案进行表决。当然,总统有权连续三次使用否决权。问题是,在连续动用三次否决权之后,如果国民议会依然坚持通过遭到否决的议案,就将自动启动弹劾程序,而且对议案的最终表决,就是对总统的信任表决。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国民议会坚持原有的表决,总统就将遭到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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