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合成营就奉命赶往云南。
当然，现在的合成营似乎已经有了特权，来回边境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挤火车了，而都是改乘飞机直达较近的大城市，去广西就是飞南宁，去云南就是飞昆明，然后才在机场由专人接待搭乘汽车前往目的地。
不过这也不能说是什么特权，原因是咱们这是上去打仗的，如果不是因为军情紧急我才不相信这时候还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会为了我们几个大兵就让我们坐飞机的。
这笔帐其实很容易算，要知道这时候坐火车从北京到云南或是广西少说也要几个星期……这并不是说这时代的火车特别慢，而是运往边境的物资和兵员很多，火车在途中必然会因为交会车耽误了许多时间。
这么一来，比如这回是要让我们去参加扣林山的战斗，如果是坐火车的话只怕等我们赶到扣林山战斗都打完了。
也正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对手下的部份战士很享受这种“特权”甚至还因此心生感激之情觉得有些好笑……这时代的人还真是单纯，随便得到一点照顾便会感恩戴德，要知道这可是送命的活，谁愿意要这特权谁拿去好了！
但我当然不会跟他们明说，战士们有这种心理也好，至少可以更坚定他们的作战意志和士气。
飞机降落到昆明的时候正是深夜一点，这当然是为了我们行军的保密。
在军事上就是这样，有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些东西保密来有什么用，比如现在扣林山正在打仗，那么有一支军队被派往云南边境那应该就是很正常的事。但往往我们看起来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就有可能会成为敌人间谍的线索。
比如这一回，我们这支部队是被用飞机派往云南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敌人间谍的注意……一般的中国军人都是搭乘火车甚至是汽车前往边境的，而这支部队却是搭乘飞机。
于是越军就完全有理由猜测这是一支特种部队，是紧急派往扣林山投入战斗的，接着越军间谍还会注意观察我们这支部队的装备、去向、人数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部队还没走上战场，各种情报就已经被越军给掌握得一清二楚了。
所以我们这些打仗的兵信奉一句话：“小心使得万年船！”，也就是不管有没有必要，有做保密工作总比没做的好，这很有可能直接关系到战场的胜负以及我们的小命。
因此我们才特意选择了这个时间到达昆明，而且到达昆明后才刚下飞机连机场都没进就直接装进了军车，然后再把军车上的帆布那么一拉，于是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照例我搭乘的还是吉普车，对于这个“特权”我也实在不敢恭维：这是前线诶，一个车队里就一辆吉普车，谁也知道这吉普车里坐的肯定是当官的，于是不用想，要是有越军特工埋伏的话吉普车肯定会是首要目标。
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心里发毛，而且这种事也是时常发生，只是这时代的军人习惯于表现出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而且干部还要起带头表率作用，所以虽说大家都知道这种做法有很多弊端，比如在车队被袭的时候首先牺牲的就是指挥员而使整支部队失去指挥等等，但还是没有人愿意或是敢于更改。
更改这个习惯的话就会被人看成是胆小鬼嘛，甚至还会被上级指着鼻子骂：“人家在前线打仗的干部都是冲在前头，你在后方有吉普车坐还怕这怕那的！”
我当然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在这时候我总是要求开着边三轮走在前头侦察的部队换成我们合成营的人，这里头自然少不了陈依依或是陈巧巧，她们对危险总是有种十分敏锐的感觉，尤其是陈巧巧这个前特工连长，她深知越军特工常常在什么样的地形或用什么样的战术埋伏，所以对此我基本也可以放心了。
“同志你好！”在我吉普车开动的时候，后座上等着我的一名干部才有空上前与我握手：“我姓陈，是703团一营的副营长！这次负责接待合成营并且配合你们的工作。”
“唔！”闻言我不由一愣，以往来接待我的都是部队里的参谋，这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的，原因是那什么营长、副营长之类的，他们都是一线部队的骨干嘛，如果派个营长或是副营长来接待我，那这个营还不都没人指挥或是指挥工作都成问题了。
参谋长就好多了，一方面是参谋长的工作本来大多时候都是在后方协助指挥的，另一方面参谋人数也比较多，少那么一个、两个的话也不成问题。
这也是我听到这个姓陈的干部是个副营长时会感到意外的原因。
“杨营长！”还没等我来得及问明原因，陈副营长就急急忙忙的给我递上了一份文件，接着示意警卫员拉上吉普车的黑布窗帘，掏出一个蒙着黑布的手电筒说道：“这是扣林山的相关文件，杨营长可以先看看！”
见此我不由愕然，要知道这虽然还是在后方，但因为保密行军的原因军车都是不开车灯的。有时我还真有些佩服那些汽车司机，这黑灯瞎火的，我透过窗外基本就看不见什么，可是司机就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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