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男子都是四十左右，毫无例外的都有大片的白头发，头发都是用布带束了起来，没有帽子也没有头巾，身形倒是都还壮实，看眼神中是绝望中有希翼，那是看到自己之后才有的反应，此前的哀求恐怕只是绝望之下无力的反弹，他们也没想到史从斌会突然出现吧。
这几个人都是京师里的土著，史从斌知道有两个小买卖人，一个捏糖人的，还有一个是卖水的苦力。
这年头的京师可不是到处都有水龙头，地下水分布不均，有的地方好打井，有的地方就打不上水来，很多人家得到很远的地方担水，要是家里没有壮劳力，或是男子脱不开身，妇人们挑着百来斤重的两桶水实在太难，卖水人就是当时的一种职业，就是替那些离水源远的人家担水，一挑水一个大钱，一天累弯了腰也不一定能赚够一家的吃食。
担水的就叫担水李，他的腰也是最弯的一人，他先向史从斌躬身行礼，说道：“史老爷回来就太好了，原本也不该来劳烦老爷，只是咱们这胡同最乐善好施的就是史老爷了，我们这些穷苦人不来告帮，家里妇人孩子都饿着，咱自己忍几天饿也没啥，就是见不得孩子苦，人都说等天气好些，湖广的粮食就运上来，粮价就会跌，到时候咱慢慢攒钱，总会把这亏空给补上来还老爷的钱。”
史从斌张罗各人坐下，又叫管家上茶，几个邻居都是屁股下着了火一样，听着这话赶紧站起来。
史从斌也不过份客气，太客气了就太反常，当下就问道：“老李，粮价到多少了？”
担水李一脸愁苦的道：“九月时粮价从四钱五涨到六钱，每年入秋都会涨一次，等秋粮上来就回落，大家也没怎么当回事。九月底粮价又涨了两次，从六钱涨到了一两一钱。这就涨的太邪乎了，从未见粮价这么涨法的。从十月到如今，已经是一两三钱一石了。”
捏糖人的糖人张插话道：“老李，你那是前天的粮价，今天到一两四钱了。”
担水李一听，好似晴天响了个霹雳，张嘴惊道：“这两天涨一钱，还叫不叫人活了？”
史从斌沉吟道：“粮价涨成这样，我记得去年这时候才四钱二分一石，还有更低的。这样涨法，朝廷官府不管？按说湖广的粮也该有不少大粮商运过来了。”
京师的粮价一直相对平稳，主要是京师天子脚下得维持一定的平衡，稳定才是最要紧的事。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几百年后也没有改变过，几百年后不管是地方灾害如何，首先是保北京的粮价和副食品供给，在医疗，教育，民生等各方面，北京为首都也是优先保障，说起来此时的大明和后世也没太大区别。
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朝廷和地方官府都没有什么好办法，要说厉害，陕北的饥民闹起来岂不厉害？有识之士都知道不能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但朝廷给陕北的赈济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一亩地减免的赋税也相当有限，地方上的胥吏一样逼迫农民，交纳不了的百姓还是得到县衙门立站笼，打板子。地方豪绅还是逼迫交不起田赋的农民破产离家，有些事，不是想到就能做到，甚至是想都想不到才是常态。
提起朝廷官府，几个人纷纷摇头，担水李道：“我前天倒是看到，官府贴告示令东城并各城的大粮商不得储粮居奇，抬高粮价，也不准闭门不售。这可到好，按高价买粮就有的买，想买低价粮，就是没有。”
另几人也道：“官府也不能太较真，大粮商岂是一般人，都是各太监和公侯府邸的出身，顺天府拿他们有什么法子？再者说也是湖广的粮没上来，听说天津到临清一路粮食都涨了，连江南的粮价也在涨。”
“江南不提了。”史从斌随口道：“天津粮价倒真的是在涨，一石一两四钱，和京师价格一样。”
各人都是愁眉苦脸，担水李只摇头，说道：“这样下去，百姓要没有活路了。”
“你们莫慌。”史从斌笑道：“通州大仓最少还有过千万石，真的粮价涨上来，朝廷会想办法的。”
京师是重中之重，朝廷在通州有大仓，每年四百万石漕粮是稳定粮价的定海神针，有这些老经验在，史从斌一番话倒是将这几个京城人安抚住了，各人从史从斌处借了些银子，都是不敢回家，趁着时辰还早，赶紧去外头大街上的粮店里买粮去。
“三叔，”史可诚道：“怎么京师粮价涨上来这么多，要是这么着，朝廷理应开仓放粮了。”
“这事很难说。”屋子里只有自家两个侄儿在，史从斌说话就随意许多，他道：“通州大仓的粮，主要是用来保障皇家，太监，勋贵，百官，还有京营驻军的吃食，这加起来就好几十万人，一个月一人一石粮总是要的，一月几十万石，还得包括蓟辽驻军和宣大驻军的军粮，大仓的一千多万石粮，也就够一年的折腾，今秋漕粮已经运上来了。要等新粮得到明春，你说，皇上敢随意把大仓的粮拿出来平抑粮价？”
史可法终于写完了书信，抬手揉着手腕子，听了叔父的话，他有些不以为然的道：“三叔又危言耸听了。大雪封道，漕船难行，粮价有些波动也是常见的事情，怎就把事情说的这么险恶，好似京畿一带就要缺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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