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斯特拉斯堡大学一度搬迁到了法国的南部，当时的费弗尔创建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被逼停刊，一直到如今，据说他正在积极寻求复刊。
费弗尔身材高大，风度翩翩，虽然称不上英俊，但是气势不凡。跟他相比，让诺德就是一个老白脸了。
在学院附近的一家法国餐厅，费弗尔热情接待了周南他们一行，在吃饭期间，就跟周南就许多历史研究问题进行了讨论。
年鉴学派顾名思义就是跟编年史差不多的类型，依靠年鉴来解析历史，基本主张是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
这跟周南的《世界通史》理论虽然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却有更大的不同。
周南的世界通史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理论上，《世界通史》要弱一点，但是这种弱不是因为周南的理论不够，而是周南为了让书更好看，更有意思。
在解释方面，周南走的更深远，因为他已经通过整理后世的理论，把历史事件从各个角度解释的淋漓尽致。
至于综合，这是双方最大的相同点。双方都认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各种事件之间，都有相互的因果关系和相互影响力。
也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学说相近，所以在自由民主党联络了费弗尔，并且愿意赞助他重新创刊的时候，费弗尔答应了帮助周南在法国的理论宣传。
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周南必须要能入他的眼。
对于学术讨论，周南的确不怕任何人。何况，对于年鉴学派他也了解甚深，后世的这个学派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而费弗尔作为创始人，目前还只是第一代。
传统史学中，历史的研究是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但是年鉴学派非常注重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
“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含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
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光是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
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这些都是年鉴学派的精粹思想，所以当周南把属于年鉴学派的后面三代的主要思想也拿出来讲的时候，就触及到了费弗尔的G点。
从晚饭期间一直谈到了午夜，助理催促费弗尔回家，却被费弗尔要求再安排一个房间，他要跟周南彻夜畅谈。
两个人围绕着年鉴学派的中心思想，一直谈到了天色将明，年纪已经大了的费弗尔终于受不了啦，颤巍巍地回房间休息。
一晚上的深入交流，费弗尔就跟周南达到了意气相投，无话不谈的程度。他对周南表达了高度的赞誉，一直遗憾自己的老朋友布洛赫去世的太早，要不然他也会因此觉得无憾此生。
利用他们学派以后的成熟理念来跟他这个创始人交流，自然是无往而不利。要不是周南年纪太小，他都恨不得跟周南八拜相交了。
他大大称赞了周南的世界通史，并且还就周南的世界通史所使用的解析方法跟周南进行了讨论，询问周南为什么没有完全使用年鉴学派的方法。
周南也毫无隐瞒地说道：“那是因为用更多相互作用和事例的展示，更通俗易懂，能够让一个普通人也能解读历史。如果像汤因比先生那样解析，恐怕大部分人湖看的头晕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哈哈大笑了起来，显然对周南调侃汤因比显得非常开心。
临走之时，他也一直激动地说道：“我会在法国媒体替你张言，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绝对不容媒体无底线的抹黑。”
其实，这个年代的媒体还是比较保守和有职业素养的，跟后世的媒体比起来，现在的媒体有底线多了。
虽然现在法国的一些媒体从各个角度抨击周南，但是目前主要还集中在《世界通史》这本书的内容上，并没有涉及周南的民族和私人社会关系。
当然，对于他的好意，周南当然不会拒绝，毕竟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扬名。
而且他的《世界通史》也比后世出版的什么《世界通史》《全球通史》这两本书加起来都要更严谨和完善。那些书都能被作为教科书，更何况他的这一本了。
即使一些国家接受不了他的理论，也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有问题，而是因为他的身份背景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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