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都说嘉靖皇帝因为修道荒废了朝政，但实际上大明朝不管在哪个皇帝手里，经济都是在蓬勃发展的，国力也是在增长中，根本不存在明显的增减。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一时期的商品生产远远达不到供应充足的程度。
实际上，社会商品供应过剩，那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儿，由家庭、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以后，社会商品大量被制造出来，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
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因为收入而抑制自己的消费，但这并不代表人们没有需求。
不管是魏广德熟悉的九江府，还是京城，如果进行东西方比较的话，很明显大明朝的百姓生活更加富足，说句“衣饰华美，风度翩翩，彬彬有礼、谈吐优雅”也不为过，几乎全面碾压西方。
要知道这个时期的西方大部分人才刚刚渡过茹毛饮血的生活，穿的也多是羊毛、亚麻制作的衣衫，甚至就是一块布随意的裹在身上。
而在大明朝，即便是普通百姓穿不起绫罗绸缎，就他们身上所穿的衣裳也比西方普通人用的羊毛、亚麻要好，因为这些布料大多都是用的棉花。
朱元章建立明朝之初，棉花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作物，效益比粮食要高得多，这一时期棉花的种植技术也比较的成熟。
所以朱元章就在一些适宜种植棉花的地方，大力提倡种植棉花。
等棉花种植面积，产量上来以后，价格便宜了一点，越来越短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穿得起。
而这个时期的西方，最好的面料是来自大明的丝绸，是最高档的奢侈品，其次是皮草，再往下就是棉花了。
这一时期西方人使用棉花很少，大部分人都没见过，因为种植面积小，所以价值还是很高的，最后他们只能使用最常见的羊毛和亚麻来制作服装，这也是西方的羊毛纺织业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所以别看后世羊毛织物价格昂贵，其实在这时期的西方，最穷苦的平民能穿得起的布料就只能是这个。
许多西方人到达大明后都在为大明的富足感到惊叹，服装其实就是一个主要原因。
他们看到的大明百姓，哪怕是最底层的百姓，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西方少数人才能使用的棉花为原料制作的，而大明的商人和士绅这些比较富裕的人，则大多都是穿着丝绸这样的顶级奢侈品，心中自然就产生了大明富庶的印象。
而大明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又如何，其实和西方相比肯定是要好很多的。
宋朝开始，中国人从一日两餐开始向一日三餐过渡，在大明朝的时候才真正形成这样的习惯，因为随着天下承平，农产品的供应也是大增。
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明朝政府奉行的小政府，低收入，低物价政策。
明朝初年，庶民百姓被分为民籍、匠籍和军籍这三类。
明朝的民籍主要就是农户，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这些百姓最主要的义务就是承担田赋和徭役。
里甲制度可以理解为类似于现在的“村委会”之类的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当时邻里之间也是彼此监督与照顾，有不轨的事情就要举报，也严禁游手好闲，这样基本上就控制了基层的农民。
军籍实际上就是讲军队职业化，兵农分离，职业军队虽然供养的费用比较高，但是战斗力也相对较强，可以及时处理内忧外患等战事。
匠籍的设立实际上是沿用了元朝的制度，内部也很细化，种类特别多，比如说有厨役、裁缝、马户、船户、织造等等几十个种类，世袭这些匠籍，可以看成是真正的“铁饭碗”。
这样的制度虽然固化，可是却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百姓也能吃得起饭，而想要晋升阶级那就只能靠读书。
在风调雨顺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制度自然能够保持稳定，而一旦出现天灾或者战争等情况，社会稳定就会被打破，因为家家户户的储备不足，很难经历长时间的困难时期。
正德朝以来，大明各省就接连出现天灾，加之南倭北虏猖獗，社会的稳定开始经受挑战。
不过这些，在京城都是见不到的，街道上的行人和往常没有变化，依旧是一副生活富足的样子。
只是，在这繁荣昌盛的街道上，魏广德敏感的察觉到锦衣校尉怎么这么多，好像南北镇抚司的校尉全部都开上街道了似的。
好吧，这里是京城，大街小巷有锦衣校尉出没是正常的，他们本身还肩负着北京城治安的工作，维持街面上的安宁，顺便收一些外快。
魏广德感觉自己或许是因为在南京城的遭遇，可能有些神经敏感了，放下车帘。
马车已经进了内城，很快就要到家了。
很快，马车就转入了南熏坊，熟悉的街道映入魏广德眼帘。
马车停在魏府门前，此时大门已经被打开，他的妻子徐江兰，现在应该叫魏徐氏已经带着丫鬟婆子、下人在门外迎接他回府。
规格有点高，魏广德老远就看见了，马车还没有停稳他就已经从车上跳了下来。
虽然魏广德算不得大富之家，可是因为徐江兰是魏国公府独女的关系，带过来的人还是很多的，魏广德自以为很宽敞的房子都不够住，还是在院子里又起了大屋才解决这么多人的住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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