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阎敬铭的刚正，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了。
前任湖广总督官文在任的时候，宠爱一个姓张的**，七保八保，这个一仗没打过的家伙，居然“积功”到了副将。此人仗着官文的宠爱，骄纵不法，有一次领着几个兵，闯入一户民宅，欲强污人家的女儿，女子哭叫不从，竟然被他们一刀杀了。
死者父母入城告状，府县都不敢过问。时任湖北按察使的阎敬铭闻讯大怒，带着臬司衙门的人，满武昌城抓“张副将”。张姓**吓得赶忙逃进了总督府，求官文庇护。
阎敬铭闯进总督府，点名要人。官文推说自己有病，拒不接见。阎敬铭对随从说：“拿我的铺盖来！我就在总督府的花厅住下了，侍候大帅的贵恙！”他说到做到，真就在总督府打起了地铺。
总督府上下目瞪口呆，整个武昌官场都轰动了。官文暗地托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向阎敬铭疏通。严、李都是阎敬铭的陕西同乡，但不论二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唇焦舌敝，阎敬铭总是不允。
到了第四天，官文实在没有法子了，只好出见，他向阎敬铭打躬作揖，求他放过“张副将”。阎敬铭仰面向天，岸然兀立。
最后，官文竟然跪了下来：“丹初，好歹卖我一个面子！”
旁边的严树森、李宗寿都说：“丹翁，你太过分了！”
阎敬铭至此亦知杀“张副将”不了，提出：立将该犯剥去一切品级职务，遣送回籍，不得逗留片刻。
官文虽然不舍，但情人的脑袋总算保住了，只得答应下来，然后叫“小张出来，谢过阎臬司不杀之恩”。
张副将期期艾艾地挪了出来，刚刚跪倒磕了一个头，阎敬铭就翻了脸，大喝一声：“来呀，剥去衣裤，重杖四十！”
臬司衙门的衙役立即上前，将张副将颠翻捆拿，就在总督府的大堂上，一杖一杖地打了起来。
张副将哀叫“大帅救命”，官文心痛如割，但势不能开口求情，只好掩面内进。
打完了板子，果真“即时发遣”。但阎敬铭并未完全遵守对官文的承诺，没有将犯人“遣送回籍”，而是远流边疆。
有意思的是，官文并未因此事恨上阎敬铭，反而上疏密保阎“才堪大用”。阎敬铭能够出任山东巡抚，和官文的保荐是有相当关系的。
官文此人，虽然无能，却很晓事，不然也不能因了胡林翼、曾国藩之能，而成其伯爵之封、总督之位。他密保阎敬铭，虽多少有“调虎离山”、“惹不起躲得起”的意思，但也说明，官文还是有心胸的，同时也算有眼光；而阎敬铭的无欲之刚，是没有人不佩服，没有人可以锐其锋的。
再次，阎敬铭本就是户部主事出身，通经济，会算账，更熟知户部的种种情弊。
这样的一个人，拿来清理户部积弊，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户部的积弊何在，其实许多人都心知肚明，但都以为积重难返，不敢亦不想去动。关卓凡想，如果连阎敬铭也动不了，这个户部，大致真就没有人动得了。那么烂透了的东西，将来就只好一刀切掉了。
户部这一块，关卓凡现阶段并无意分宝鋆的权，何况前不久的安德海一案中，还颇得其之力。关卓凡的想法是，阎敬铭“主内”，宝鋆“主外”，作为国家财政中枢的户部，庶几能够除弊兴利，为国家兴作，提供更多的资金。
当然，长远来说，他还是要分户部的权的——分到“顾问委员会”的“国债股”去。阎敬铭入户部，一定意义上，是去替他打个前站，做一做“减法”。
这个“减法”怎么做，暂时按下不表。
阎敬铭会听关卓凡的话吗？
会。
关卓凡要阎敬铭做的事情，就是阎敬铭想做的事情。阎是一头地道“顺毛驴”，既被关卓凡捋得如此之爽，他的话，为什么不听？
再说，阎敬铭虽然不可能是任何人的私人，但他正被山东籍官僚群起攻之，既郁闷，又委屈，四边不靠，这种情形下突然被超擢至中央部院，他再刚直，也要感激关卓凡的知遇吧？
用丁宝桢的道理，亦有相同之处。由署理布政司一跃而真除巡抚，这番风云际遇，对关卓凡这个荐主，丁稚璜亦不能不生出知遇之感吧？
也有不同之处。
丁宝桢之清刚，不在阎敬铭之下，但阎敬铭相对保守，而丁宝桢开通得多。办新政，丁宝桢能够理解和接受关卓凡的思路，完成关卓凡的要求，这方面，阎敬铭就远远不如了。所以，“除弊”，要用阎敬铭；“兴利”，要用丁宝桢。阎敬铭去做户部尚书，丁宝桢来做山东巡抚，正是各得其所。
关卓凡并非每个重要岗位都要用自己的“私人”——他也没有那么多“私人”，关键是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要和他志同道合，则他的想法和政策，就可以顺利推行，事半功倍。
而且，关卓凡和阎、丁二人，之前也少有交集，关贝子正可以此示天下大公无私。
进剿黄崖山，本身并不是多么重要的战役，但副产品非常重要，总结起来有以下三项：
一，关卓凡的手就此伸进了国家财政中枢。
二，在加强了对山东的影响和控制之后，关卓凡在沿海地区的势力，自天津至广东，乃连成一气，新政“一线”的拼图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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