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时空，日俄战争前，俄国人对旅顺的经营，才是海军基地建设之正办。
俄国人的计划，旅顺要塞要到1909年才能完工，而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就是说，战争开始的时候，旅顺海军基地的要塞化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但即便如此，日军也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不顾一切，才攻陷旅顺。
日本拿下旅顺，才算真正掌握了制海权。日俄战争虽然还要再打大半年，但旅顺既已陷落，俄军便败局已定。之后，日军奉天会战的胜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后来，对马海战之俄军，根本就是强弩之末了。
日俄开打的时候，如果旅顺要塞已经竣工，以现有的资料，关卓凡认为，日本人打不赢日俄战争。
历史的教训，该吸取的我要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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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大事，也和海军有关。
左宗棠做闽浙总督的时候，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创办福州船政局，一，自然是设厂造轮船，二，办了一间“求是堂艺局”，左宗棠的想法是，既为福州船政培养才，也为日后的海军培训人才，“军、民两用”。
这个想法，相当不坏，关卓凡表示大力支持，并请旨，于江海关和闽海关的关税中，拨出了福州船政局的第一期费用。
同时建议左宗棠，这个“求是堂艺局”，就叫“福建船政学堂”好了。
左宗棠刚兴兴头头地做起来，就接到了调督陕甘、督办西北军务的上谕，那么，这个福州船政局，该交给谁接手呢？
这件事情，他要先和关卓凡商量。
左宗棠原本的打算，是保荐原江西巡抚、现丁忧在籍的沈葆桢，来做这个福建船政大臣。左宗棠此举，并非因为他和沈葆桢的关系有多好，而是沈葆桢的经历和他非常的相像：都是先跟着曾国藩混，后来自立门户，掉转头来又同曾国藩不和。
就是说，举荐沈葆桢，能够给曾国藩添堵——凡是能给曾国藩找不自在的事，左宗棠都爱干。
左宗棠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关卓凡听完，却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沈幼丹人地两宜，资历也足够，可是，季翁，如此一来，这个福州船政局，今后恐怕就轮不到咱们俩说话了。”
这个“咱们俩”，左宗棠听得心里好生妥帖，再将关卓凡话中意思仔细一想，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道：“贝子说的是！”
沈葆桢的资历，不在左宗棠之下，他连曾涤生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买左季高的账？更何况沈葆桢是福建本地人，闽人办闽事，这个福州船政局，外省籍的人，以后还能插得进手吗？
左宗棠说道：“既如此，我听贝子的——哪一位适合坐这个位子呢？”
关卓凡沉吟片刻，说道：“我想到一个人，咱们一起参详——张香涛。”
张香涛，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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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举荐张之洞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个消息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轰动。
大家晓得左宗棠的后面是关贝子，可是，关贝子怎么可能属意张香涛呢？
还有许多人在问：张香涛是谁呀？
同治四年，即1865年，此时的张之洞，年纪：二十九岁，职务：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的“出身”倒是很好，同治二年——两年前，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后即授翰林院编修，算是地道的“少年清贵”了。
可是，这点资历，和福建船政大臣比起来，就啥也不是了。船政大臣独立于督抚，直接听命于中枢，福建的藩司为其“提调”——即是说，闽省的副行政长官都要为福州船政大臣打工，这可是一个督抚级别的人物才有资格坐的位子！
这叫“开府建牙”，一个翰林院编修，一步踩到这儿，岂不是“一步登天”了吗？
还有，船政是“新政”，是“洋务”，关贝子怎么会找一个……翰林来办这个差使呢？
因为反对新政的声音主要出于言路，所以“新派”、“旧派”，都有一个错觉：言路上的人最为守旧，抱团反对“新政”。
因此，也开始有人批评言路“只擅空谈，不晓实务”，激烈点的，直斥“腐儒误国”，甚至“投畀豺虎而无所惜之哉”。
之前，大家都隐隐地有个感觉，关贝子天天盯着言路，言官也好，讲官也罢，稍不如意，便“啪”地一个巴掌扇将过来。翰詹科道，在他面前，动辄得咎，下面已颇有“关某人刻意钳制言路”的说法在流传了。
现在，这个说法可站不住脚了！
翰詹科道这些“清秘之地”立即热闹起来，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众口交誉：关贝子慧眼识英才！
谁还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许多人心里热辣辣的，这下一位“英才”，会不会就是我呢？
有原本反对新政的人，开始对新政“转变观念”了。事情明摆着，想走张香涛这条路的，第一，得支持“新政”——这不消说；第二，得了解“新政”。能知其然，亦能知其所以然，不然，关贝子怎么能看得上你？
张之洞自然成了翰詹科道的“明星”，贺客盈门，他面上含笑谦逊，心里如坠五里雾中：是啊，关贝子怎么会看上了我呢？
张之洞先去贤良寺拜左宗棠，这是他的“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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