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赞成也得赞成，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有人甚至想过“师祺祥故智”，以不合祖制为由，废罢垂帘，“请两宫皇太后退居后宫颐养”.但略一深想，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祺祥政变能够成功，三个原因最为关键。
一个是肃顺在朝中其实孤立无援，他用汉人，得罪旗人和宗室；他跋扈，朝中大佬，不论满汉，得罪个遍；他的奥援其实在地方督抚，但天长水远，缓急难恃。何况那班湘军将领，只要新政府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又何苦为了肃顺和朝廷作对？
一个是恭王勾上两宫，掌握了大义名分，以上凌下，理直气壮；现在“仿祺祥故智”，就是倒转过来，就是乱臣贼子。
一个是好歹掌握了两支兵力，胜保的一支间接发挥了作用，关卓凡的一支直接发挥了作用。
现在呢？
现在的恭王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肃顺当年的角色。他杀掉了肃顺，但肃顺“泯灭满汉之别”的政策全盘继承下来，重用汉人，裁抑旗人，早就被旗人和宗室视为又一个肃顺。
肃顺跋扈，恭王对两个嫂子也不够礼貌，但他和文武百官打交道时，却是一派贤王风范，这一点胜过肃顺多多；可他推行洋务，较之肃顺，又多了一大批守旧派的敌人，因此“多退少补”，又和肃顺扯平了。
所以，如果发动政变，根本不会得到足够的支持。
事实上，如果没有两宫皇太后的坚定支持，恭王的许多政策是推行不下去的。如果自砍大树——假设真能把大树砍倒，那也是自除荫庇，继之倒霉的，会是恭王自己。
最重要的是，人家手里有兵，自己手里没兵。
吴建瀛部就驻扎在丰台，实实在在肘腋之间。文祥、宝鋆、曹毓瑛都见过吴部，留有极深刻的印象，共识是：什么丰台大营、西山锐健营、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再加上步军统领衙门，绑在一块儿，也不是人家这一支兵的对手。
何况，这一堆“京营”，并不会都听自己的话。
何况，轩军的大军，就驻扎在天津呢！
想到人家大乱未平，就早早地在北京城下放了一支兵；大乱刚平，大军就北上天津，就像一小一大两把钳子，把整个北京钳得死死的——原来是等在这儿呢！
国手布局，令人生畏。
恭王还是有本钱的。
他的本钱，一个是两个兄弟，一个惇王，一个醇王。惇、醇宣宗亲子，宗室之中最重要的成员，都会为他说话，说话都有该有的分量。惇王是他刚刚结成的盟友，醇王这个弟弟他从小看到大，感情最笃，不会也不能不为他说话。
一个是恭王秉国三年，亲手提拔了一大批中高级官员，他们大多还是很感激恭王的知遇的，这些人，不会都闭上嘴巴。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曾国藩等地方督抚。恭王继承肃顺的政策，大力支持曾国藩等汉官，终于克竞大功。这班人，对恭王是很有好感的。他们如果向朝廷要求恭王复出，作用比宗室还要大。
曹毓瑛的建议，叫恭王容颜惨淡，文祥、宝鋆、曹毓瑛三个看了，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良久良久，恭王苦笑着说道：“你们何苦逼我如此？这个王爵，我不要了就是。难道以宣宗皇六子的身份，我还过不得下半世么？”
文、宝、曹都极为不安。文祥说道：“六爷，你万不可如此！自古成大事者，哪一个不受艰难困苦挫折的？朝廷和国家，都离不得六爷！”
宝鋆接上：“我们几个，也离不得六爷！”
这句话着实情重，恭王大为感动，不由就红了眼圈。
事实上，这也是句大实话。恭王的一进一退，不知牵扯着多少人的前途？不为他自己考虑，也得为跟随他的那些人考虑。
现实压倒了骄傲，恭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
这一招出乎慈禧和关卓凡的预料，慈禧有一拳打空的感觉，颇不得劲。
她本来已经憋足了劲儿，连“后手”都准备好了——提前写好了黜置恭王的谕旨。这是防备万一倭仁办不下这个差使，就不管“会议”结果如何，直接通过内阁，明发上谕。
倭仁是一定会仰承上意办事的，但参加“会议”的可不止他一人，有恭王一脉的，有两面讨好谁也不肯得罪的，倭仁不是没有寡不敌众的可能。
好，现在“会议”也不用了。
这一道谕旨是圣母皇太后生平第一次“做大文章”，花了她好大的力气，如果颁不出去，“心血”就白费了，实在别扭！
想一想还是太便宜了恭王，不能尽如你们所愿——上谕照发！
慈禧这么做并不是真为了“出版自己的作品”，而是因为，同样是“退居藩邸”，一种是恭王自劾，然后两宫“准予所请”；一种是明发上谕，斥责黜退。两者意味大不相同，后者对恭王的打击要大得多。
第二天召见内阁，颁下上谕：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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