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华夏光伏产品出口超过284亿叨乐，增长43.7%，相比2019年增长14个百分点。
华夏前十大光伏企业组件出货量，就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5%以上。2021年华夏光伏发电新增，继续稳居全球首位，占全球新增装机的近40%。
与此同时，华夏光伏产业几乎全部设备、关键原材料和核心技术都已经实现自主可控，我们几乎掌控了光伏全球产业的全部供应链，全球排名前10的公司中，有8家来自华夏。
从技术来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化技术已经处于全球先进水平，并开始加速向前沿技术布局，正是这种技术领先和对全产业链掌控，使得华夏在国际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这也是西方敢于向华夏芯片产业发起限制，而迟迟不敢向华夏光伏产业动手的原因。
----然而，在18年前，乃至10年前，华夏光伏产业还完全不是这种一览众山小的状态，甚至面对西方的贸易壁垒，这个产业一度濒临全行业全军覆没的绝境。
这一切，都要从多年前的一场会议说起。
1996年，世界太阳能高峰会议在津巴布伟召开，光伏发电开始进入华夏视野，此时，我们国内还有7656万无电人口，这些无电人口集中在西北地区，远离电网，负荷小，分散广。
其中tibet地区因为地理原因，无电户比例高达78%，如果靠电网延伸来解决这个问题，起码需要二十年时间。
而光伏发电，可以扭转这一切。
津巴布伟会议后第二年，华夏开始实施光明工程，通过太阳能和风能等发电方式，在西部建立起上千套独立发电系统，解决了西部700多个乡村的用电问题。
光明工程对光电的需求，创造了华夏第一代光伏企业，那些后来走上世界舞台的华夏光能公司，都是从西部一个个小村庄起步的。
不过和其他产业的忍辱负重不同，华夏光伏企业有一个耀眼的开端。
2004年，在一系列能源问题和环保司法调查的压力下，西方国家开始寻求能源转型，风电和光伏成了不二之选，这一年，被称作光伏产业的元年。
在多国政策刺激下，华夏光伏产业开始进入第一个爆发期。
与许多人的认知不同，光伏企业其实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的技术密集产业，因为在硅片的组装、电池组件的集成过程，在以前没有实现自动化生产的情况下，它其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因此，当时西方国家纷纷将光伏产业中最为耗能、污染最为严重，硅提纯、冶炼环节，和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组装生产环节，逐步转移到了华夏。
从年，短短4年，华夏光伏产业电池组件产能一跃从不足100MW增加到了1088MW，华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光伏电池制造大国。
而当时华夏光伏生产的龙头企业尚德电力，仅仅在光伏产业爆发后的第二年便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丑国主板上市的华夏公司。
这个时候的华夏光伏产业拥有众多公司，在国际上组成了“华夏太阳能军团”，是华夏光伏最高光的时刻之一。
然而，当整个行业沉浸在扩张冲动、财富幻想中，国人沉浸在又一个“华夏第一”中，华夏即将在新能源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之时，殊不知整个行业却已经在酝酿着巨大的危机。
而这个危机的成因，正是当时光伏产业“三头在外”的格局。
在产业上，硅晶体的制造、切片等高技术制造关节依然是西方企业一统天下，华夏快速增长的光伏组件组装产业和巨大的产能不得不依赖高价进口硅片，却只能从中赚取微薄的利润。
在技术上，例如硅冶炼设备、硅晶体熔炼炉、切片机等关键设备，银浆、抛光剂等关键配套原材料、逆变器等关键电子器件，也依然被外国供应商垄断，并对华夏实施了严密的技术封锁和专利保护。
而在市场层面，由于华夏当时的新能源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销售商还几乎垄断了华夏光伏企业的销售渠道--我们造出来的光伏设备，最后实际上只能卖到国外。
这样一种格局下，如果国际市场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整个企业就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可惜的是，当时华夏的产业界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被国际资本抢占了先机。
由于华夏光伏组件产能的暴发式增长，从年，国际市场上的多晶硅现货价格从一公斤40叨乐暴涨至200叨乐。
其实在这时，市场就已经给华夏光伏产业敲响了警钟。
然而，此时的华夏光伏企业却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原本应该进行技术改造、产业提升的投资被再次用于了产能的扩张，大量光伏企业甚至举债扩产。
当然，在多晶硅价格飙升、产业暴发式扩张的情况下，也有华夏部分企业意识到了危机，意识到了掌握上游多晶硅制造的重要性，一些企业开始大举投资上游多晶硅产业，试图打通产业供应链，以应对可能的危机。
但是，关键设备和技术积累的不足，在这时却显露无遗。
大量设备、技术专利需要从国外企业、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手中购买，而对方开出的价格自然是天价，再加之巨大的资金成本和漫长的建设周期，这导致在短期内，华夏光伏企业投资上游多晶硅极难盈利，甚至在债务黑洞里越跌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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