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上，桓温接替庾家执掌荆州军政大权未久，便本着先捏软柿子的原则而发兵灭蜀，先作立威。
当时桓温以荆州精军万数溯流而上，自永和二年的十一月在巴东鱼复白帝城发兵，到了永和三年的二月份，大军便已经抵达了蜀地腹心的青衣江，沿途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的阻挠与抵抗。
直到桓温军队抵达了青衣，成汉上层才有所警觉，派遣大军南下岷江附近的合水进行抗拒。然而成汉统军将领昝坚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没有选择固守合水附近，而是选择继续向前，跨江进入犍为据守，恰好完美错过了桓温的军队。
于是，桓温的军队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于永和三年的三月便抵达了蜀中彭模，而彭模距离成都仅仅只有二百里的路程。此时，成汉将领昝坚还率领军队于后方的犍为寻觅敌军的踪迹。
桓温军队抵达彭模之后，又是袁乔在关键时刻提出建议集中兵力直取成都。晋军今次入蜀本就出其不意，成汉根本没有时间调集兵力进行抵抗，此前不久又刚刚将成都本就不充足的力量分出一部分，因是当桓温兵临成都的时候，可谓是直闯空门。
两军于成都城外笮桥会战，晋军大胜，攻破成都，汉主李势惊慌遁走，之后不久，又在臣子们的劝说下向桓温投降。
统治蜀中四十余年的成汉政权，在桓温发兵不足半年的时间便告覆亡，而桓温也借由此战，正式确立其分陕重臣的权威，成为典午朝中第一人，给之后的北伐做出了坚实的铺垫。
毫不夸张的说，桓温灭蜀一役，不要说在东晋这样一个偏安江左的背景之下，哪怕放在史上任何时期，都是一场值得大说特说的辉煌战役。
虽然过程中多有侥幸，但世上从无笃胜之战，战争中的变数无从避免，能够巧妙的利用变数以争取最大的成果，这正是将帅不可或缺的禀赋。精军出击，速战速决，桓温在这过程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东晋偏安百年的国祚传承中最高光时刻之一！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大梁皇帝陛下最终也没能将桓温收为己用，甚至彼此走入敌对，但是对于桓温一直都怀有颇高敬意。不过大梁在筹划灭蜀的时候，历史上桓温灭蜀的过程经历却是参考不大。
以区区万数之众，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攻灭成汉这样一个本就得天独厚的政权，这样的辉煌战役本就难有复制的余地。任何一点元素的变化，都会造成大不相同的结果。
单单在对于伐蜀这件事的态度上，大梁皇帝与历史上的桓温便截然不同。不同于桓温的壮阔激进，当今圣人功业思路本身便是先难后易，重点放在了中原与更加广袤的河北。而针对蜀中成汉，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种刻意节制乃至于视而不见的态度。
造成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就在于双方的立场与根基都不相同。当今圣人根基在于吴中，功业则成于淮南，在气候大成之前是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实力去插手荆州这样的分陕重镇。而当拥有了这种实力与威望之后，逐鹿中原所能获得的回报则更大。
荆镇一直是当今圣人掌控薄弱所在，如果在北事悉定之前荆州攻灭了成汉，荆州、益州连为一体，彼此互补之下，便会造成更大的离心力，乃至于割据一方、自成体系。
如今大梁新朝创立，章制即定，大势所趋，可以调动更大的力量去应对西南隐患，伐蜀才被提上议程。究其根本，就是在于旧年荆扬对抗的格局中，皇帝陛下没能掌握上游分陕重镇。
当然，时机不同，所面对的对手也完全不同。如今大梁伐蜀乃是势在必行，也根本就不可能再如桓温伐蜀那般可以巧妙利用突然性，像是那种大军突然挺入蜀中腹地的机遇是不会有的，只能用强攻入。
如今的成汉国内局势较之原本的历史上也大不相同，成汉虽然立国蜀中，但若要比较的话，其政权特色倒与三国之中的东吴有些类似。
东吴孙氏虽然出身江东，但是孙策的创业班底却非吴人，得于淮泗之间豪强助力甚多，一直等到孙权时期，三吴本地豪强才逐渐加入到东吴统治秩序中来。
成汉李氏虽是巴西賨人，但其真正依赖的力量还是秦雍六郡流民武装，但也还是在获得了以范长生为代表的巴蜀豪强的认可之后，才真正称霸蜀中。
像是成主李雄在于益州刺史罗尚交战攻取成都这关键一战中，军中乏粮，正是获得了范长生的资助，才能维持军势不散，最终入主成都，并在范长生等人的建议与辅佐之下，于成都称帝建国，确立统治。
为了获得范长生等当地豪强的支持，李雄不得不承认巴蜀豪强实际占据土地与人口的部曲荫附制度，甚至将之推及到巴氐权贵之中。因此成汉的立国根本，与此前李国于此的蜀汉大不相同，反倒与割据江左的东吴异曲同工，都是豪强大族联合体。
成主李雄去世后，成汉宗室便陷入残酷的内斗厮杀中，在这表象之下同样也是六郡流民大族与巴蜀豪强之间的斗争与摩擦。
之后国祚由李特一脉转入李骧一脉的李寿，而李寿此人便代表着这一次的较量再次回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是六郡流民武装已经不再占有绝对优势，众多的巴蜀豪强成为成汉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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