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夜都去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其实对身体来说也是较大的负担。
就是日本丰田、住友、三洋这样跨国公司的富二代，也没有几个这样过日子的。
可要说起来，还真怪不得宁卫民腐化堕落，嘴馋好色，扛不住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
因为的确是工作需要，盛情难却啊。
要知道，至拉杆旅行箱销量突然暴增为止，宁卫民跑下来的大和观光旅行分社已经有了八家。
这每一家每周请他一天晚上，这时间上还不够排开的呢，注定得冷落一位。
尤其眼下又是货物趋紧，先一步卖空了货的分社补不上货。
彼此已经确定合作关系的旅行分社的基层人员是天天着急。
没有旅行箱就等于在丢钱啊，还有应付已经预定了旅行箱的客户们的催促。
于是个顶个成了爱哭的孩子，几乎是下跪恳求上司快想办法。
下情从组长传递到这些分社的社长耳中，同样“压力山大”。
哪位旅行分社的部门社长都怕宁卫民把自己的分社给忘了，过几天就得打电话请他一回。
那不就连绵不绝的接龙游戏了？
这就是香饽饽的待遇啊。
不去？不去行嘛，那是要得罪人的。
像2月3日这天，目黑区的大和观光分社的高桥社长就是第三次给宁卫民的“大刀商社”打电话了。
说晚上有空的话，一定请宁卫民抽出时间来赏光吃顿饭。
这位高桥社长，年纪差不多有四十岁，在“大和观光”干了已经二十年了。
性子有点像那位地中海发型的谷口主任，是一位好好先生。
在合作一事上，应该说，他是宁卫民感觉最好说话的一位，当初和宁卫民达成合作特别痛快。
但也正因为性格太软和了，办起事来就比较容易吃亏。
所以这位高桥社长，哪怕按照年功序列和自身资历，本应该去管理有钱人更多的核心区分社担任社长的，可实际上却被分到了差一等的目黑区旅行分社。
连邀请宁卫民吃饭这件事，也是排在别家后面的。
常言道，事不过三。
既然宁卫民已经推了他两次，这次连他自己都感到不能忒欺负老实人了。
便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晚饭去了一个料亭吃的是三万円一位的怀石料理。
开始扯了一些闲篇，最后谈论的无非还是拉杆旅行箱什么时间到货，能给目黑区分社多少。
对这个问题，宁卫民一再保证，自己绝不会让高桥社长失望。
还说出了货不到位，自己绝不回国过春节这些话后，才算宽慰了这位好好先生的心。
可即便吃完饭，宁卫民还不能回家，必须得去再找个地方喝一轮酒才行走。
否则的话，对于宴请者来说，就像受请者有什么不满似的，难免让这位高桥社长多想。
日本人的榆木脑袋啊，就是得可丁可卯按照通常惯例来。
一点流程稍微有点变动，他们的小心脏就受不了。
不过宁卫民也有言在先，提前先打了声招呼。
“高桥社长，请恕我晚上不能久坐，明天还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忙。我最多再坐一个小时。您看可以吗？”
在得到高桥社长点点头同意后，他才又欣然去赴“二次会”。
在高桥社长熟门熟路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六本木，推开了小巷里的一家名为“丹特斯”的酒吧大门。
走进去瞄了一眼，空间不大，一个水吧前十个座位。
当下时间明明已经过了晚八点了，却还空着一多半。
宁卫民立刻就知道这是一家生意普通的“斯纳库”。
“斯纳库”在日文中称为“スナック”，是英文Snack的译音，中文意思就是“零食”。
所以照字面意思理解，这种场所是个让客人吃东西，休息的地方。
可实际上呢，却是指地方不大，里面有卡拉OK，有妈妈桑和服务员陪着客人聊天、唱歌的“小型酒吧”。
要是非要找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像《非诚勿扰》这部电影里。
葛优色迷心窍，被“北海道四姐妹”年轻时的一张海报，诳进去的那家小店。
这种称为“斯纳库”的小酒吧，其实是受到奥运会影响才诞生的特殊产物。
因为它最早就是出现在东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1964年前后。
作为举办国际性盛会时的一个惯例，当时日本也开展了净化社会风气的运动，严格控制提供酒类店铺的深夜营业。
于是乎，就出现了学习美式酒吧模式，但除了酒类，还提供“便餐和小吃”的店家。
因为饮食店是可以深夜营业的，这样就绕开了法令的限制，得以借助这种变通形式长时间营业。
应该说，早期营业的“斯纳库”确实是作为“深夜提供酒类的饮食店”，纯粹地存在着的。
卖点就是花色诸多的下酒小菜，和为客人加冰、兑水、斟酒等服务。
妈妈桑和服务员基本上是隔着吧台“面对面”接待客人，就像普通的调酒师一样。
这里基本不存在坐在客人身旁提供接待服务的情况。
说白了，最初的“斯纳库”就是一个纯粹聊天解闷的场所。
客人来了，可以在这里和妈妈桑或邻座客人聊聊天什么的，就着一小碟零食坐在高脚凳上喝酒，其他什么都干不了。
但后来日本进入八十年代，经济与收入进一步出现双增长，这种小酒吧就无法满足有钱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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