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大明在两暹建立三司府县衙门，登记人口造册之时，那些躲进山林的地方土着才会归附。”
朱高煦接着道：“此事宜早不宜迟，两暹百废待兴，两地的巡抚、布政使等行政高官的人选，六部九卿需在明日常朝前将推举名单呈上来。”
“臣等遵旨。”
六部九卿齐声领命道。
朱高煦随后把目光转向薛禄与陈懋，吩咐道：“明日常朝前，朕要见到大都督府推举的两暹都指挥使人选名单。”
“臣遵旨。”
薛、陈二人连忙躬身道。
朱高煦顿了顿，然后说道：“这第二件事，与天下各府县城的建设有关。”
“朕记得，永乐八年南京城内外常住人口早已突破百万，而据乾熙十五年户部统计，南京城内外常住人口已高达一百五十万有余。”
“三年前，京城内外常住人口已超过一百二十三万，而人口过于密集引发的问题，却是越发严重。”
朱高煦说到这里，选择了停顿。
他要给群臣一个思考的时间。
朝堂上的众臣闻言，皆下意识想到了大明如今的城市行政管理体系。
坊、厢是大明城市的基层行政管理组织，城内曰坊，城外曰厢，厢外曰乡。
因此，坊、厢与乡是平级的。
一个坊的常住人口，少的可能只有七八百人，多的不少于两三千人，前者多是县城内的坊，后者大都是府城内的坊。
京城内的一个坊的人口，往往起步就有两三千人，高达上万人的也不是没有。
如南京城的一个坊、厢要管十余条甚至几十条街巷。
坊、厢、乡之下为里，一百一十户为一里。
因此，府城、县城内的坊会划分为若干里。
如此，在地方上，形成省、府、县、乡、里的五级行政管理体系，而在各府县城之中，则形成省、府、县、坊（厢）、里的五级行政管理体系。
县城、府城的内城之中，城建区划分为若干个坊，城外则为厢。
若城内人口密度过高，会引发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生态环境污染、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问题。
南京城就是典型。
自从永乐年间大明迁都北京之后，南京城的发展步伐虽然慢了下来，但仍然依靠巨大且繁荣的工商业吸引着无数人前往。
而今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之中，就有不少人曾在南京城生活过，他们对“大城市病”是深有体会。
若非乾熙二年朱高煦推行新政，改革兵部，下设置警安署警安局负责原刑部、地方官府中有关追缉嫌犯、捕盗之事，在天下各省府县衙门设置警安分局。
恐怕南京城的治安会成为大明王朝的一个笑话。
同样，若不是在乾熙六年，朝廷颁布了道路交通律法，制定交通规则，在各省城人流密集的路口设置红绿灯，只怕现在的南京城百姓还会为过马路头疼。
至于人口密度过低，则会产生土地粗放开发、城里缺乏人气、居民生活不便、经济运行质量效率低下、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衰竭等负面效应。
比如偏远地区的县城就是这样，甚至一个县城内的常住人口，还不如南京城外一个乡镇的常住人口多。
“朕以为，人口密度必须要与一座城的生态承载力、经济资源丰富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
朱高煦朗声道：“天下各府县城建区的开发要因地制宜，不可生搬硬套其他府县。尤其在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常住人口方面，必须加以限制。”
“密度”、“生态”、“经济”、“科技”、“城建区”等词语，早在金陵常科书院建院后逐渐流行于世。
如今活跃在朝堂上的绝大多数官员，对这些从永乐中后期流传开的词语自是非常熟悉。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便是从金陵常科书院走出来的。
所以，听了朱高煦这番话，朝堂上的一众官员纷纷出言附和。
“大明的进步需要工业，需要商业，但离不开农业。过去历朝皆重农抑商，朕不搞那一套，但不代表重商抑农。朕一直强调要农工商并重，无论大明的科技发展到何种地步，农业永远是根基。”
朱高煦说到这里，看向站在下方的太子朱瞻域，问道：“太子可知为何？”
“回父皇，儿臣认为，若无农民生产粮食，那天下士人、工人、商人又吃什么？”
朱瞻域躬身答道。
“不错，在确保农业不断进步的同时，大明需要工、商业的繁荣，但大明绝不追求工业至上、商业至上那一套。”
朱高煦斩钉截铁的说道：“这一点，朕希望尔等铭记于心，勿忘台州方氏之鉴。”
他口中的“台州方氏之鉴”，是指数年前发生在台州府宁海县的方氏纺织厂失火案。
方氏纺织厂是成立于永乐开海时期的地方宗族式工厂，主要产品是丝绸、布匹等纺织品。
该厂的兴盛与方孝孺关系很大，建厂早期全靠方孝孺族人的背景才得以在宁海县纺织行业站住脚。
方孝孺严禁子孙经商，所以他的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并没有直接参与该厂的经营，皆是以妻族名义参与。
后来，方孝孺致仕后，其长子方中宪在苏州为知府，次子方中愈回乡照顾方孝孺。
方孝孺去世后，方中愈在其妻族的影响下，违反其父生前“子孙不得经商”的规定，毅然投身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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