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麻子回复：知道了。尔请安折装在此折一个信封内具奏，无礼，不敬。(你把向朕请安的折子和这个奏折放在同一个封套里面，是皮痒欠收拾吧？)
这位孙文成老兄不仅脑子拎不清，还特别爱请安，根据放出的记录来看大概两三个月就会上一道请安折子，除了请安屁事没有。康麻子的回复绝大多数都是：“朕安”，但其中有一次可能是心情好，多写了几个字：“朕躬甚安好，又胖些了。”
孙文成这老兄的废话折子一路从康熙写到雍正，康麻子麻没麻不知道，但雍正估计真的麻了，于是有一次孙文成提交的“天气和粮食价格报告”，雍正照例回复：朕安。
看吧，皇帝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鞑清的皇帝还和大明不同。大明的皇帝是汉人皇帝，这些事交给内阁分门别类处理就好，自己处理一下大事要事，小事按例办理即可。
鞑清就没法这么玩，他们是小族凌大族，随时随地担心生变，皇帝必须大事小事一把抓，什么奏折都必须亲自看了才能放心，所以就有上面这种脑残对白。
这一类对白在大明当然也有，高务实做首辅之后就会把这些奏疏放在第三类，除了问安什么的，还有比如“某地出贞妇某氏，请皇上赐建牌坊”、“某地某人拾金不昧”、“某地某人急公好义做善举某某”……按理说这都是弘扬社会正气的事(至少此时是)，对于讲究德治的古代中国而言必须奖励，而且逼格拉满，要皇帝钦赐，你还不能不允许他上奏。
然而对于皇帝来说，朕日理万机不忙吗？这点小事你们自己照例处理就行了啊，上个屁的疏啊！
所以，一个运转良好的内阁是何等重要，就不言而喻了。然而朱翊钧有高务实领衔的内阁为他操持，归纳总结当前有哪些大事要事，让他能条理清晰地处理国政。可是，高务实在刘馨这个秘书长去了南疆监督高渊带兵西征之后，身边却没有人再帮他归纳总结京华最近有哪些大事要事了，而这……正是他此次没能及时发现江南财阀突然暴走最重要的客观原因。
京华秘书处虽然有分门别类的各种秘书，但秘书长却只有一个，而秘书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归纳汇总、分门别类，然后才是根据这些事情的具体情况，为高务实这个东家做参谋，为他查遗补缺。
现在刘馨走了将近半年，一季度发生的事所引发的问题就没有人能像她一样敏感的发现并报告异样给高务实知道，而高务实这半年内事外事都一大堆——战场开了三个，内部又是保障西征军后勤，又是全国性各处救灾赈灾，又是准备下一步的军事改革和科举改革……他也是个普通人，哪里还关注得到那些没有被归纳总结过的京华各部送上的消息？
比如刚才上海港上报的消息，高务实当时看过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商贸量下降了，原因是我封锁了日本以及南洋打仗，那很正常，仗打完就好了。
于是，他的回复比史料中那些皇帝也没强到哪去：“已阅，舰队方面尔等自行联系咨询再报。”
但此时因为发生了他不能理解的江南财阀暴走，导致浙江宁绍兵备直接弹劾他这位首辅本人的事件，他才不得不来认真整理这半年下来的各种资料——也算他是专业的，否则还没这么快搞明白——才发现其实问题并不难找。
最直白的就是，日本、南疆两处开战，导致江南财阀们的生意严重受损，而这笔账被直接记到了他高务实头上。
但高务实的认识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晰，因为他知道历史——世界史，所以他此刻一认真下来，很快就明白其实此时全球经济都出现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之中与大明相关的部分，几乎都是不利于大明的。
这要一个个说，第一个关键词：价格革命。所谓价格革命，其实是指西班牙殖民帝国从美洲掠夺海量金银带回欧洲所造成的欧洲金银贬值、物价上涨。然而，高务实的出现使得这一次价格革命与历史上的价格革命出现了一些变化。
历史上的价格革命这里不多谈(都说想知道的自己会去查，那我先信了)，此次的变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大明经济联合体(大明 京华实控区)比历史上的大明“白银黑洞”效应更强大许多；二，京华迫使西班牙交出菲律宾、葡萄牙退出南洋，导致西葡共主联邦可以集中更多力量回到欧洲，而同时其在亚洲获取的利益未必减少。
这两点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的局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变化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
经济方面，西葡共主联邦在东亚、东南亚的贸易虽然需要交税，但高务实的“重商主义”(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商主义)使得它们在东亚的贸易额相比历史上反而大大增加，这使得它们能从东亚、东南亚获得更多的商品卖到欧洲，或者自己使用，这大大增强了西葡共主联邦的经济实力。
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原本历史上的尼德兰独立战争本来是一场“八十年战争”，中间曾有“十二年休战”，结果这一次西班牙财政远强于历史，于是原本爆发于1601-1604年的奥斯坦德之围提前了将近两年出现，而且这一次荷兰人比历史上败得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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