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皇帝的询问，高务实选择了作为一个父亲最正常的回答：“犬子少不更事，多年来只是在臣身边读书，却不曾亲自理事。原本臣遣犬子南下，也是想让其增长见识，知晓处事之道，却不料其御下无方，致使惨案发生。
皇上，此过虽是他为，其源却在臣下。倘皇上认定此举有违天朝仁德，恐四方夷人生怨，臣愿受一切罪责。”说罢，高务实起身离席，拜伏在地，一副等待发落的模样。
他这般反应，倒是让朱翊钧不好处置了。堂堂内阁首辅，因为儿子造成的一件并未发生在国内的所谓惨案而请罪，这事可就过了。
朱翊钧接见高务实时往往屏退内侍，此时也无人方便招呼，只能亲自起身，走过去扶起高务实的双臂道：“怎的这般小题大做？朕不过顺口一提罢了，并无见责令郎之意，爱卿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他这话说的时候虽然自称了朕，也改“日新”为“爱卿”，但显然也并非完全按照君臣之义来的，依旧有很明显的发小同窗之谊。
高务实并不着急起身，却是先叹了口气，道：“即便皇上不怪，此举仍是有伤天和，不可不罚，更不可不令其引以为戒。昨夜臣以传讯南疆方面，主导此事的家丁高璟已被臣免职，并召回京师问罪。
犬子目下尚有任务在身，不便半途而废，因此已命其蒙师代臣责打，并于事毕之后再行惩戒，不知皇上以为如何？倘皇上认为这般教训并不足够，臣当加重责罚。”
“你先起来。”朱翊钧双臂用力一抬，坚持让高务实先起身再说，高务实只好顺势起身，面色依旧十分严肃。
朱翊钧的脸色却有些诧异，认真看了看高务实，道：“日新，我确实只是随口一说，就为这么点事，你甚至派人责打他，这是不是有些过了？”朱翊钧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提醒道：“他可是嫡长子，而且如今既在军中，又是南疆地位最尊之人。”
那又怎样，你还怕他能有本事造反不成？高务实下意识冒出这个念头来。
不过转念一想，高务实又立刻理解了。到底是皇帝，是天生对自己亲儿子都会提防一手的人。可能在皇帝的思维里，嫡长子反而是最有可能造反的人——正如他所言：“既在军中”，而且“地位最尊”。这种时候的嫡长子，既有实力，又有身份法统，确实是最有造反能力的人。
不过皇帝显然多虑了。作为皇帝，皇权之上再无约束，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皇帝本人远离权力中枢，而嫡长子大军在手又在根本之地上地位最尊，那么只要断掉皇帝本人与这块领地的联系，自然而然就能取皇帝而代之。
这和御驾亲征之时的太子监国还有所不同，因为御驾亲征的皇帝是带着全国最精锐的主力大军的，就算监国太子想要有所异动，但朝臣们可不蠢，当然没人肯跟。
但在此刻的皇帝看来，高务实本人离南疆未免太远了，无论如何也是鞭长莫及。偏偏南疆至少有二十几万大军，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又都是高渊的生母黄芷汀在坐镇，南疆那边岂不遍地都是黄芷汀的亲信？
如此情况下，万一高渊举旗造反，黄芷汀的亲信自然就是他的亲信，你这远在万里之外的父亲根本管不着啊！这种时候，你高日新惩罚儿子也不必说得这么直白，甚至让他的“蒙师”去他军中执行责打……这也太危险了。
高务实猜到了皇帝的心思，也知道他这种想法的问题出在哪。皇权之上再无约束，但他高务实现在又不是皇帝，就算南疆体系几乎就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没有那个名义就没有那种神圣性加持。
因此，在南疆文武眼中，无论大家实际地位如何、权势如何，归根结底都是高家的宗亲或者家丁。南疆的一切规矩，都是建立在宗法家规之上的。在这宗法家规的更上一层，还有大明的皇权作为“顶盖”。
这就意味着，南疆上下还是会下意识的认为，如果南疆有人反对高务实这个家主，则大明朝廷会视其为违法，是以下犯上或以奴欺主，那是要被朝廷正法的！更别提这位家主还是朝廷的内阁首辅、皇帝的发小同窗。
而在此之外，皇帝更不清楚高务实是如何打造的南疆权力体系架构。他并不知道，南疆看似一个独立王国，实际上所有权力运行的核心都在于高务实一人，几乎所有的大事想要行动，都缺不了高务实这一环。
南疆的体系看似独立，实际上却离不开京华在大明境内的产业支撑，而南疆的一些产业也离不开大明这个市场。
比如说，南疆的粮食产量逐年飞涨，如果没有大明这个处于小冰河期的粮食黑洞来消耗，立刻就会陷入“谷贱伤农”的境地，而且由于量极大，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肯定就要马上引起物价极大波动。
而南疆真正用于出口的粮食绝大部分来源于两处：一是京华直接控制广大良田，一是各大王国原有贵族集团所掌握的良田(包括僧侣集团)。那么换言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损失巨大的旧贵族集团和南疆京华本身就是最大的损失方。前者利益遭受重创可能导致叛变，后者利益遭受重创就会反对先前那位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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