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且把时间回拨一下，说说钱梦皋与钟兆斗是怎么联袂前来。原来，沈一贯在会议上发觉自己处于孤立时，就已经感觉出情况不对，略加思索便知道赵志皋打了什么主意。
沈一贯自然不肯坐以待毙，同时也对赵志皋陡然跳反这件事大为光火。不过，他到底不是个胸无城府之辈，不会当面跳出来说一些只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话。
沈一贯立刻表示，科、道本不分家，既然内阁已经决定此事当由都察院介入，与东厂联合督办，而之前大家又已经商议说应该让钱梦皋这个刑科科长发挥一些作用，那么联系起今日提出都察院介入之人也是另一位科长，则不如两者同去都察院，也好科道携手共襄盛举。
其实沈一贯这个说法，既有道理，也没道理。特别是他说“科道一体”，其实这话就很有问题，虽然科道官统称言官，然而科、道其实并非“一体”。
科、道当然都是监察机构，但有明一代的六科十三道究竟如何行使监察权？从体制的角度而言，大明是以“御史为台、六科为垣”。
这话有点抽象，得说明一下。明朝创建之始，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府”，这既是元朝的旧制，也直承秦朝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三公”并立。
当时，朱元璋对“三大府”的关系做了概括：“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
但是众所周知，此后不久便发生了朱元璋废除宰相的事件，而国家制度也随之进行重大调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都御史并称“七卿”，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都察院则取代御史台，成为明朝的最高监察机关。
当然，都察院并非一个简单的中央机构，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和六部相颉颃的庞大系统。
《明史·职官志》有载，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有奸邪乱政、结党营私、作威作福者，以及无所作为、贪婪无耻者，学术不正、钻营仕途者，皆在弹劾之列。
说是这么说，但都御史以正二品的大员，如果完全履行这一连串的“劾”，则难免有“搏击”之嫌，甚失大臣之体，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位高权重，都御史一旦弹劾有误，那就没有回旋余地，有损于都察院的威望。其三，能够做到正二品的都御史、正三品的副都御史，当是久居官场、历任内外，免不了碍于情面而官官相护。
所以这样一来，这一连串的“劾”，自然就应该让地位不高、资历不深、年纪较轻、顾忌较少的监察官员去干，这就叫以“以小制大、以下制上”。
当年汉武帝以六百石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的郡守，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些官员还需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行事过分、弹劾失当，也不需要都察院长官出来承担责任才行。
基于这样的原则，明代逐步形成一套被称为“科道”的监察体制。所谓“科道”，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
虽然这二者归属不同，但地位和职责却相近，故合称为“科道”，也称为“台垣”，御史为台，六科为垣，构成明代纠举弹劾、防止官员敷衍公事、违法乱纪的两道交叉防线，又由于职在“建言”乃至“风闻言事”，故又统称为“言官”。
言及至此，那好像科道的确是一体才对，为何又说不对呢？别急，说不对不是乱说，它俩虽然相似，但的确有区别，得具体来看。
“给事中”之名秦汉时已经出现，因“给事禁中”而得名，其后各代均有设置，但职责屡有变化。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到成祖朱棣，几经周折之后，明朝的给事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定制为六十五人，其中北京五十八人、南京七人，分隶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对应督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
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六部各清吏司的主副官郎中、员外郎分别为正五品、从五品，各司的主事正六品，但各科的都给事中才正七品，给事中则为从七品，以小制大的范做足了。
高务实为主笔编纂的万历版《明会典》，把给事中的职责归纳为四个字：“封驳纠劾”。
所谓“封驳”，即封还驳正，内容有二：
其一，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诏令，给事中根据内容分类，分发相关该科审议。常规性事务，由各科都给事中签署颁发；重大事项，封还覆奏，确认后签发。如果诏令有违“祖制”或存在其他问题，则各科将其封还，并提出修正意见——即“驳正”。
这些职能，在隋唐时代是门下省的职责，但隋唐门下省的长官侍中，是与中书省的中书令、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并称为宰相的，而明朝的给事中，都是七品官。
其二，中央、地方各衙门所上奏疏即报告，由六科分类抄出，分别驳正其中的错误、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分发各部处理。
所谓“纠劾”，《职官志》做了这样的说明：“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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