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稍稍介绍一下大明的商税，虽然后世主流说法一贯都讲大明的商税约等于无，但这个说法还是过分了，有肯定还是有的，甚至从种类上来说还不算特别少，只不过是税率比较低，而且免税范围广。
明初，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所以商税制度简约。商税的征收机构为各地课税司局，国家对课税司虽规定限额，但不务求增余。
课征办法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江河湖泊所产，征收鱼课。
课征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可谓极广。
这个“极广”到底是有多广呢？简单举例几项：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用于交税的)，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只要不是拿去卖的，皆可免税。只有买卖田宅、牲畜要纳税，契纸要纳工本费。
此外，大明当时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为了防止税课官吏的侵渔，又规定在征收商税之地设置店历(即登记册)，登记客商姓名、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征收商税的货物名称，凡未标明需要纳税的货物，通通都免税。
不过，大明也有新增的商税税目，其中主要有这几样：市肆门摊钞，钞关税，工关税，契税。至于海关税，这一名目是隆庆开海之后才有的，始于高拱，定于高务实。这里只介绍高务实此次临时提高的三项，工关税和契税暂时不提。
所谓市肆门摊钞，就是方才梁梦龙口中的“门摊税”，也就是对城乡市肆、店铺依据其营业额所征的税，在大明也称之为“占籍钱”。
这笔税的具体征收方法，是先由“各处买卖之家”按月向当地的“都税宣课司”或“税课司局”缴纳，然后官府再“给予由帖执照，每月一次点视查考，如违期不纳，及隐瞒不报者，一律治罪，仍罚钞一千贯”。
因此，这也就是定额税，但其税率则并不固定，常因时、因地不同而有增减，一般是“量其货之所值而为之征”，亦常因店肆的性质和所售卖的货物不同而不同。
高务实之所以会选择临时提高江南五省的门摊税，正是因为这一税目本就有税率多变的“传统”。他这么做，只要提高的税率比例并不是特别高，民间是不会有很大反响的。
所谓钞关税，则为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增商税税目之一。当时，朝廷在沿江和沿运河要地设征税关卡，对“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所征之钞或银，称钞关税。
设钞关税的目的，其实在于通行钞法。钞关税初行时，只对受雇装货的过往船只征税，税额按船的梁头座数和船身长度计算，这种税于是称“船料”或“船钞”。船钞税一般不税货，只税船。
之所以这次高务实会提高钞关税，主要是因为水运贸易相较于陆运贸易成本更低，利润相对就较高，稍微提高一个“百三”，承受的压力并不大。
另外还有一点小算盘，就是高务实希望通过这种小额征收，提高明联储的小额银票流通范围和流通量，这对于纸币的全面铺开是有帮助的。
纸币这种东西的信誉其实有一种“路径依赖”，就是说你用得越多就会越习惯。后世米帝在推翻布雷顿森林体系而石油美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时，美元的全球货币占比也没有大幅下跌，靠的就是此前几十年让人用习惯了，形成了路径依赖。
高务实现在也是想玩这套把戏，让人在潜移默化中习惯纸币，等时间久了，发现这明联储的小额银票币值一贯坚挺，也就不会再考虑它的锚定物(黄金、白银储备)到底有多少，反正能花就行嘛。
最后就是海关税。这个税种最早是高拱搞出来的(本书卷一有述)，一开始分为进港和出港两类，多年后高务实在大户部改革时将之规范化，明确定义为海关税(前文也有述)。
由于海贸利润极高，而且海船往往远大于内河船只，因此海关税哪怕按照单笔来看，那也远超钞关税。换句话说，能跑海贸的船主即便只有一艘船的家当，也一定是一地富商。
既然是富商，海贸利润又高，加征“百三”税率显然不是问题。
不过嘛，其实沈一贯之所以跳出来反对，其实还真就不是为了门摊税和钞关税，他就是因为海关税来鸣不平的。
先前那些说法不过是沈一贯不方便直言，拉垫背罢了，现在各种道理都被梁梦龙驳斥掉，他也只好把话挑明。
沈一贯稍稍沉默，终于道：“众所周知，天下第一海商不是别人，正是南宁候本人。而天下第一海商联盟，也正是北洋海贸同盟。可是，这次加征海关税却偏偏不加北地诸省，只加江南五省，请问这却是何道理？”
他这一问，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致命，毕竟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凭什么我江南五省要加征海关税，你江北诸省就可以逍遥法外一毛不拔，还有没有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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