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臣请乞骸骨。”此言一出，满座皆怔。
乞骸骨就是请辞，这没什么奇怪的，大明朝在京的各位大员每年至少会请辞一次，叫做“自陈不职”。这种做法大抵相当于年终总结的时候开展自我批评，说我这一年干得不行，请老板把我开了吧——显然都是作秀自谦，谁都不会当真。
不过，许国这次乞骸骨并非这一性质。事实上他昨天就上过一道辞疏，也已经“照例”被皇帝婉拒，并且“温言慰勉”过了。
现在的问题出在他这次请辞的做法是面呈辞疏。依照以往惯例而言，大臣请辞多是以“上疏”为主，是要走流程的，也就是要经过通政司。
大明朝的通政司按制度而言是有严格的保密程序的，然而这些规定事实上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机构一贯是个大漏勺，几乎不管什么消息——并且尤其是重要消息，但凡走了通政司之后，一定搞得“举朝皆知”，所以通政司彻底走上了制度的反面。
但是这种吊诡的情况出现自有其道理，就比如说大臣请辞：人家要的就是举朝皆知，但又不可能每位大臣请辞之后，都还要开个记者招待会说我已经提出辞职了云云，那就只好大家合力想点办法——比如让通政司把消息放出去，这就很好嘛！
所以，大臣请辞正常而言必走通政司。然而许国这一次偏不，他昨天那道辞疏是走的通政司，这次却偏偏当面请辞，显然有问题。
问题首先就出在皇帝极有可能没有应对这一情况的经验，因此陛下会做如何反应是任谁都不敢保证的。其次就是皇帝做出反应的措辞也很“危险”，要知道一般通过司礼监答复大臣请辞是有套路的，大致会在情感、语境上分为几个“层次”，通过这些语言来向天下人展示皇帝对该大臣的眷顾程度。
这个道理很好懂，比如高务实每次请辞，大多都能得到皇帝“情感、语境”非常强烈的挽留，因此朝臣都知道高务实圣眷无双——好比你本来只是“破事水”，人家皇帝陛下居然也极其认真地回答你每一句话，还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你在朝中，朕整个人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了……啊这，这当然表示皇帝对你异常重视啦。
但是，这种批复往往只是司礼监根据皇帝的简单表述进行文字加工而成的，皇帝的口谕可未必真会说得那么一字难易——搞不好人家只是语气很重的说“那不行，坚决不行”。
所以也就是说，皇帝面对当面请辞的时候，有可能会懵逼，然后回答的话语……就或许不那么能上台面，这就很尴尬了。
当然，皇帝未必会尴尬，尴尬的是大臣本人。辞疏这东西，往往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高洁，因此皇帝的批复说得越是冠冕堂皇就越好，大臣就越有面子。那么反之，皇帝要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不行”就没了下文，大臣当然就很尴尬了，毕竟这显得自己没什么价值啊。
总之，许国这个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去意已决：我已经不在乎面子了，我就是要请辞！
很显然，这样的举动甚至有种故意给皇帝难堪的意味，通常不为老成持重之臣所取。然而谁会认为许国不算老成持重之臣呢？这就是“满座皆怔”的原因，大家都搞不懂许国为何如此坚决。
事实上，许国这次请辞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前不久心学派和实学派不是在争论伐元之功的事么？后来莫名其妙战火扩大，双方官员开始脱离伐元之战本身，搞起了人身攻击，这里头就有人扯出八年以来许国做出过的一些事来。
这事最早的一件发生在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期间，史载：“先是，帝考卜寿宫，加国太子太保，改文渊阁，以云南功进太子太傅。国以父母未葬，乞归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马象乾以劾中官张鲸获罪，国恳救。帝为霁威受之。”
然后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十七年，进士薛敷教劾吴时来，南京御史王麟趾、黄仁荣疏论台规，辞皆侵国。国愤，连疏力诋，并及主事饶伸。伸方攻大学士王锡爵，公议益不直国。国性木强，遇事辄发。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度，以故士论不附。
明年秋，火落赤犯临洮、巩昌，西陲震动，帝召对辅臣暖阁。时行言款贡足恃，国谓渝盟犯顺，桀骜已极，宜一大创之，不可复羁縻……无何，给事中任让论国庸鄙。国疏辨，帝夺让俸。
国、时行初无嫌。而时行适为国门生万国钦所论，让则时行门生也，故为其师报复云。福建守臣报日本结琉球入寇，国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复为国家任事者？请申谕诸臣，各修职业，毋恣胸臆。’帝遂下诏严禁。国始终忿疾言者如此。”
以上事比较细碎，详细解释太耽误篇幅，简单的说就是许国每每被人弹劾都会强烈反弹，而且在他反驳的过程中又常常连带着把一些本不相干的人拖下水，导致外廷对他的看法非常糟糕，以至于“士论不附”——大家都不支持，也不跟随他了。
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的确是许国的为人处事问题，尤其是当他身为实学派一员而实学派中又有高务实这么一个特别会做人的实际党魁存在时，许国这种劣势就会被进一步放大。这也正是许国虽然身为次辅，但绝大多数实学派官员依旧依附高务实而不是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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