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节这三天假期原是不该讨论政务的，不过规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尤其讨论政务的这十几位大臣胸前全都是仙鹤补子，甚至好些都穿着大红纻丝的蟒衣、斗牛、飞鱼等赐服，那其中的性质就不同了。
在这种局面下，就算是皇帝本人亲自走过来，也必然不会说他们乱了规矩，只能说“诸位爱卿公忠体国，朕心甚慰。”
皇帝虽然坐的远，但毕竟御座的位置最高，内阁与七卿这两桌开始“交头接耳”，他是可以清晰入目的。
若是在往常，这六位阁老加上朝廷七卿共“十三太保”，在这种情况下互相开始“讲小话”，一般只能是临场发挥写颂诗，即写给皇帝的祝寿诗。然而写祝寿诗的话，不会每个人长篇大论——写首诗才几句话，你还临时弄一篇汉乐府吗？
况且大臣们脸上的表情也不对，一个个面色沉肃，全都一副国难当头似的模样，明显不是在说什么令人开心的话题。
皇帝微微蹙眉，先观察了一会儿。从高务实连续与徐学谟、石星、王锡爵舌战的情况，朱翊钧便猜到此时应该是在议论《革新驿站疏》的事。
但直到此时，朱翊钧都清楚的注意到，高务实虽然面临几位重臣的车轮战，但始终泰然自若，一副信心满满地模样。而对他发动攻势的大臣，谈着谈着就闭了嘴。
高下胜负可立判也。朱翊钧对此很是欣慰，心情也轻松起来。
但申时行的亲自下场之后，局面就还是有些不对了。朱翊钧敏感的发现，此时的高务实似乎更多的是在充当一名听众，即便偶有发言，说话的时间也非常短，看起来只是在询问某些细节。
与此同时，申元辅本人的面色也不太对劲。朱翊钧认为，如果申先生也是在谈论《革新驿站疏》的相关问题，那从他与高务实的表情来看，明明已经局面占优，为何脸色也如此凝重？
这显然不合理。
朱翊钧其实一直都是个极聪明的人，他在高务实多年的影响下学到了许多思考方式，尤其善于联系各方面的情报来分析人物，因此他很快想到锦衣卫报告的那件事。
是了，申先生原来并不是真的辩倒了务实，而是使出了拖字诀，用一件大事压下去另一件大事，他是在逼务实权衡哪件事情更重要，或者说……更紧急。
朱翊钧恍然大悟，甚至不需多想就猜到高务实在这件事上会如何抉择。
作为高务实的十年同窗，他太清楚高务实的作风了：和平时必以内政为先；临战时必以克敌为先。
务实一定会选择先把图们的危险遏制住！朱翊钧心中断定。
后世之人对这位万历帝的评价很有意思，如果一个人只读过袁腾飞的书，会认为万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垃圾、守财奴、怠工主义者；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明史》，会认为万历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明朝那些事儿》，会认为万历是一个不够勇敢、自甘堕落的人；如果一个人只读过《万历十五年》，会认为万历是一个很复杂、很奇怪、经常表现得自相矛盾的人。
可以理解他们，真的，每一种说法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的确都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某一方面的表现。
袁腾飞，一个历史老师，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宋粉，一个地地道道的愤青。他站在文官士绅阶层的角度去看待万历，那么万历皇帝确实不是一个好东西。
《明史》本应该是一部信史，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书中但凡与某些事有关的地方经常都会被恶意刻画。尤其是该书的后半部分，落笔者的丑陋嘴脸与后世的BBC之流简直如同一个模子里刻画出来的一样令人作呕。
当年明月是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文人，在当时的世界上，具有人文情怀的人已经不多，他刚好是一个，非常难得。他站在人性的角度去剖析万历，虽然限于篇幅、限于文体，或许不能说得太多，但依旧从他的角度让其读者认识到了，万历是这个世界上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黄仁宇作为一个学者，抛开对人的偏见，他从大历史的角度去诠释万历一朝，相对透彻，也比较深入。但是很遗憾，在波诡云谲的万历一朝，就连万历帝自己都很难说是不是主角，更大的可能，他也只是一个让后人觉得可惜、可怜甚至可悲的背景板罢了。
倘若没有高务实的干预，万历帝的一生，原是与权臣、文官、士绅集团斗争的一生。既然有斗争，那就必然有输有赢。
遗憾的是，他有他爷爷的智商，却没有他爷爷的坚持；他有他父亲的用人之明，却没有他父亲圆滑容忍；他有成祖般的军事敏感，却没有成祖般的一言九鼎。
所以，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存在，万历帝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哪怕他足够聪明。
他一生的前二十年，被一团名为张江陵的阴影笼罩着，他在权臣的阴影中不断被压迫、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直到他有一天意识到：我是皇帝，我才是皇帝。
于是，他心有不甘，他愤恨着，他隐忍着。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如此勤政，如此努力学习，如此善思明断。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为了能麻痹那个人，为了能恢复祖先荣光，配得上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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