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兵科给事中熊遇明言比岁适当军政左府佥书成国公朱纯臣有营求戎政一事，部中议欲斥之，无何自陈疏下，破例钦留，幸端一开，渐不可长”。
虽然这份奏疏和朱纯臣等人的辩驳“俱不报”，但是从“营求戎政”的指责可以看出，勋贵武臣哪怕是争取分内之事也不能太主动了(这里的戎政是指总理戎政，此职务按例本由勋贵担任的)，想自求事职还是很犯忌讳的。
真正上书言本职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其中有几条是关于“东事”也就是朝鲜之役的：“兵部尚书石星会集大学士赵志皋等定国公徐文璧等及九卿科道于左阙研译倭使请封”、“丁卯定国公徐文璧等会议言东事……乞敕兵部移文督抚诸臣应议者速议应行者径行”。
据此来看，军事方面他们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但是实际上要么打酱油，要么说废话。
下面这个例子也能看出“五军都督府”的尴尬地位：“甲午后军都督府掌府事英国公张惟贤言近日据昌平镇道报有八达岭守备解到夷人……乞敕府部衙门通行各关各口一体严禁”。
结果得到的回复是：“上曰：这所奏系边防要务，着该部看议来说。”这里的“该部”自然指的是兵部，朱翊钧的意思就是“既然是边防要务，那就让兵部去管”，所以到这里也就没他英国公什么事了。
具体事务他们是插不上手的，反倒是人事方面还有点推荐权，不过估计也是靠面子而非职权：“丁巳起原任宁夏总兵官右都督李如柏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以英国公吏兵诸大臣交荐之也。”
反而是对于本职工作之外的话题，他们倒有发言权：“定国公徐文璧、驸马侯拱宸等各疏请举行皇长子三礼，俱不报”，“后府等府英国公张惟贤等……各具疏以福王之国万难延缓为请，不报”。
这固然都是随大流，但也可以看出国本之争中文武群臣的立场都是一样的，都不同意皇帝按照自己的爱憎轻易改变立嫡立长原则。
爵位承袭、变动以及相关赏赐这些都没什么好说，倒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勋贵庄田财产的记录值得一看：
“屯田御史王国清查出豊润玉田等县成国公朱应祯退出苇地及民间告垦未入册地寔丈过通徵银八千有奇豆一千九百一十一石有奇永为定额”。
“户部题称顺天八府州县丈出……勋戚新旧庄田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余顷，除成国公朱应桢等应照旧管业，其驸马戚畹子孙谢文铨等酌议减夺有差报可”。
“成国公管家为门下受馈银千两令伊子滥买武科”。
其实这类的记载虽少，但是恐怕反倒是这些勋贵主要的精力所在。总的来看，勋戚贵族到了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主要工作就是代皇帝祭祀，承担各种皇家礼仪工作。看来老朱家还是挺把他们当自己人，真正是“与国同休”了。
至于朝堂话语权，他们对政治军事事务有一定发言权，但是没有操作权。而物质生活方面，简单的说就是俸禄高，赏赐多，有庄田，还能贪污受贿而不必担心受太大的惩罚，这方面待遇明显优于文官。
而身份地位方面，无论是爵位还是品级，都是勋贵高于文官。(顺便提一句，“公爵为超品”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超品应该是鞑清才有的说法，本书中偶尔这么说是因为大家习惯于如此理解。事实上《大明会典》、《明史·职官志》都没有超品一说，公侯伯表总叙称“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
从以上的记录中各种礼节性场合及相关记载也能看出，都是勋贵在前文官在后。如册封太子妃之时“命定国公徐文璧充正使，大学士沈一贯充副使，指节诣皇太子妃府行纳采问名礼”，时任首辅沈一贯只是副使；
又如“以辽左用兵文武百官英国公张惟贤等各捐银助饷有差”，像这样在“文武百官”总称后面加个代表的，都是勋贵武臣班首；
再如朱翊钧临死前，“丙申，上疾大渐，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入见于弘德殿”，同时作为顾命大臣，理论上来说当时的武臣班首英国公张惟贤也是排第一的。
以上种种囊括来看，便是勋贵身份虽尊，但绝不能胡乱插手事权；名义上的地位虽高，但最好别去得罪文官。
赏花会定在三月初八，这一日没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司礼监把李如松的陛见安排在三月初六。
李如松虽然现在实际上有了一个“宁远伯应袭”，即他身为长子，乃是“应该袭爵”的那个人。但毕竟此时的他尚有“差遣事职”在身，也就是“镇守宣府总兵官”，需要先经过陛见皇帝才算卸任此职，同时新任“镇守辽东总兵官”，故而面见皇帝必须排在任何事情之前。
至于三月初七，那一日是特意留给李如松去拜访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好歹人家的老爸是已经投到心学派门下，李如松肯定得先去见他俩。
到了三月初八那一天，英国公张元功在他的西山别院召开赏花大会，因为高务实恰好“春寒受凉”在白玉楼别院休息，也被他邀请而去，说是他西山别院有温泉，最便于休养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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