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鲤的这番举动大出高务实意料之外，但想想却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沈鲤从翰林院外放部衙的时间并不长，然而他的年纪却并不小，今年已经五十有八。都不必说别人，想想张居正当初入阁才四十出头就知道，要沈鲤现在不着急，那的确很难。
哪怕张学颜效仿郭朴当年，一到七十岁就坚决请辞致仕，可等到沈鲤顺利接替他入阁，也已经过了六十，这实在有点太迟了。
但沈鲤的这个做法却让高务实很不痛快，因为这对实学派整体而言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而对于他高务实本人，则还要反过来，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张学颜在辽抚任上虽然主持了几场大战，但他和高务实不同，他只负责调度，仗是李成梁去打的。他自己擅长的其实还是施政细节，尤其是当他在户部任上及作为主管户部的阁臣搞出了《万历会计录》之后，更是以熟悉财政而着称。
因为熟悉财政，他对高务实格外重视，也成为高务实在内阁之中的铁杆盟友，与吴兑一起形成了高务实在内阁之中的两大臂助。如果张学颜去位而沈鲤入阁，很可能导致许国与沈鲤的联盟反压高务实和吴兑一头。
实学派本身是改革派，然而许国和沈鲤都是实学派内部的保守派。保守派不是说就不肯改革，只是对于改革的力度、步伐的大小与被天下人视为激进派的高务实不同。
高务实早年其实也不被视为激进派，当时朝廷高层都觉得高拱才是激进派，高务实反倒是个能让高拱保持克制的存在。
事实上高务实被当做激进派还是近期的事，从开藩禁算起，到“收拢天下财权”达到顶峰，高务实的改革力度之大，已经让很多人心惊胆战。
这就是文官政治的弊端之一，文官政治对于维护国家稳定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它有一个痼疾，就是轻易不敢尝试改变——任何改变都意味着可能出现的不稳定。
小幅度的改变是可以的，这是一种自我修正，文官政治也有这种自发性的功能。但过大、过急的改变则不被他们所认可，或许他们洞悉了后世的一句名言：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
高务实认为自己的改革都是有基础的，也有足够的力量与手段保证不会“扯到蛋”。可显然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认知差别客观存在，高务实觉得不会，保守派还是觉得会。
换言之，如果沈鲤真的取代了张学颜，实学派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实力对比就会出现变化，高务实接下去的处境也会变得相对艰难起来。
然而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或应对，高务实一时半会儿也还理不出个头绪。
按理说，以针对李成梁为手段，迂回打击张学颜的声望，这个圈绕得有点大。毕竟张学颜虽然和李成梁共事足足八年(张学颜隆庆五年被高拱用为辽抚，万历五年因拓边宽甸六堡之功召回并升任户部尚书)，但当时李成梁是没有文官派系背景的，李成梁明确成为心学派背景武臣是在张学颜回京之后的事，并且其中还有数年过渡。
这么看来，以李成梁之失攻击张学颜，顶多只能说张学颜当时为李成梁所作的报功奏疏有问题，比如说虚功实报、讳败掩过之类。
但这也很难办，因为李成梁过去的功劳问题在申时行的申救疏之后，朝廷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看法”，即申时行疏中所谓“倘以一计之误、一战之失而多生支节，尽没成梁百胜之功，此则臣等之所深惜也。”
换句话说，不能因为这一次战败就胡乱牵连攀扯，把李成梁百战之功都给淹没了。
皇帝今天表现的态度，其实也是以这一立场为基础的，所以他才会同意让李成梁以宁远伯回京荣养——如果他过去的功劳有问题，那这个宁远伯的世爵显然得废掉才对，还回京荣养个鬼？怕不是该回京杀头。
因此咋一看来，张学颜应该还挺安全。不过高务实始终有些不安，觉得许国和沈鲤应该不会做无用功，这件事恐怕还有后续变化。
吴兑和梁梦龙不知高务实心中的担忧，又问起他的来意，于是高务实把刚才在宫里的事大致说了说，当然说的都是能让他们知晓的那部分。
听完高务实的话，吴兑沉吟道：“杨四畏乃可用之人，其独子杨元……”
话还没说完，高务实就一怔，打断道：“杨元？”
“此杨元非彼杨元，同名而已。”吴兑解释道：“杨四畏子杨元如今在禁卫军中，而且还是日新你亲自选定拔擢的。”
高务实回忆了一下，恍然道：“哦，我想起来了，他是禁卫军第三镇第二协协统。”
吴兑笑道：“不错，日新果然强记。”
高务实诧异道：“第三镇前次曾派兵参加平定西北之乱，第二协也有出兵(但只是派了一个标的骑兵)，他作为协统即便不曾亲临，似乎也该有所奖赏，怎么现在还是协统么？”
梁梦龙插话道：“他现在是以第三镇副统制兼第二协协统。”
高务实点了点头，也明白了吴兑之前那话的意思：杨四畏的独子杨元既然是禁卫军的人，而且还是自己选拔上来的，那么杨四畏肯定倾向于自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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