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元初入江南之时，在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发生万众抗元的事情，抵抗最为激烈的地方大多发生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及四川部分地区。其中缘由有忽必烈已下诏不准随意屠戮百姓的因素在内，也有宋朝日益腐败不得人心的缘故。但赵昺以为还是由于普通百姓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从而决定其行为和生活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对国家的概念淡薄的原因。
在临安陷落之后，百姓虽然哭送旧主被俘北上，可非但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或零星的抵抗，相反有些人还为伯颜修建了生祠，以谢其没有屠城和纵兵劫掠，而伯颜也通过减免税赋收拢人心。所以这种因应方式主要基于百姓以为元廷会善待他们，或其会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之臆测。
所以一味从道德层面上斥之为甘心情愿地认贼作父和寡廉鲜耻的亡国奴，也不可取。但赵昺从中仍不难发现，灾难降临之时，自保成为民众的首要考量；政治格局转换关口，底层社会的立场也容易动摇。不过接踵而至的便是侵略者的贪婪本性，他们抢占良田，掳掠人口为奴，而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中，大多数受害者成了任蒙古人宰割的羔羊，大部分沦陷区普通百姓真正意义上的抗争行动仍并不多见。
在元军彻底平定江南后，随着森严的统治系统的建立，元廷原形毕露开始增加课税和徭役，使得百姓负担愈加沉重。一些不堪重负的普通百姓开始逃亡，试图反抗，从而爆发了一些抗捐、抗税的起义，但是他们没有政治目标，即便初时规模很大，甚至发展成数万人，席卷数个州县，却往往很快就会被残酷镇压，难以撼动元廷的统治基础。这些起义虽打破了普通百姓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并未成为民族抗争的新起点。
而赵昺还发现每一次民族灾难的降临，往往伴随着国民劣根性的集中释放。就在元军疯狂施暴期间，趁火打劫、相互攻讦甚至借助敌方势力加害同胞之类劣迹丑行骤然泛起。不可否认，打劫行动的背后有敌军纵容的成分，但这些打劫分子自身的能动性并不可低估，尤其那些地痞恶霸发国难财欲望之强烈，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就和现代的那些汉奸没啥区别，为达敲诈目的不惜与敌为伍。
尽管这类社会残渣人数在底层百姓中只占少数，其破坏性也根本无法与元军的暴行相提并论，但内患对百姓的心理伤害并不亚于后者，特别是那些动辄到官府那里去告发的内奸存在，更加重了恐慌气氛。百姓对他们的仇恨以致甚于蒙古人。但就在麻木和顺服表象的背后，民族抗争的潜流在慢慢聚集，国家观念也渐渐复苏。
处于底层的百姓也意识到，蒙古人的到来就是前来掠夺他们的财富，任意奴役他们。这期间有组织的起义频发，他们或打着复宋的旗号，或是自立国家，虽然仍未能摆脱自有的狭隘，可已经有了民族主义意识，急于摆脱异族的统治，将矛头对准了蒙古人，不再甘心做其顺民和亡国奴。赵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各地义军，将他们整合为己所用。
简言之，沦陷之初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群体便发生了严重分化。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土匪强盗、动辄去告发的内奸民贼与那些忠贞不屈的烈女、舍生取义的侠士这两极之间，但绝大多数民众介于中间状态。之后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他们表面上故装畏惧、顺服，但内心充满了对异族统治的仇恨和对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他们从幻想到幻灭直到认清移驻统治者的真面目却用了十年的时间。
不过赵昺也意识到民间社会本身就是成分复杂、缺乏明确目标和统一意志的涣散组织。沦陷时期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动，必然引起民间内部的分化；主宰者与从属群体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又决定了侵略者的行为通常会在民间社会产生互动，特别是随着统治政策的不断调整及其后果的显现，后者的立场和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是故造成了当前王师虽已北进到长江，但是百姓仍然处于观望的状态的原因，如此形势下他们陷入了迷茫之中。故朝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留给他们的也并非都是美好的回忆，腐败的政府，沉重的赋税，如匪的官兵已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霾。当然蒙元的残暴和嗜杀，及疯狂的掠夺也让他们又恨又怕。而当下形势和前途未定，自然不敢妄自行动，以免伤及自身。
‘民、兵是胜利之本’，赵昺现在想来深以为是，两者缺一不可。而要打破当前的僵局，他清楚一方面是军事上胜利，让百姓认清形势；另一方面就是推行仁政，建立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使百姓看到改变；此外，就是要施恩于民，重新分配土地，降低税赋等等，推行有利民生的政策，赢得底层百姓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宣扬自己这个皇帝的正统性，自己继承的是大宋的基业，体现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文相，当下的形势是否形同这鄂州城！”战船驶入敌军火力范围之外，赵昺令打开舷窗，指指眼前雄伟的城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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