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越来越冷了，听母亲说，要过年了。
顺姑照旧托她的小女儿张正儿送来了一小捆带鱼和一小块方肉，二爷、三爷、六叔儿家都有，在我记忆中，年年如此。这一小捆带鱼和方肉就成为我家过年最豪华的食物。我们再包顿水饺，放几挂鞭炮，就算过年。
“大爷和四爷为啥不在村里住？”我问母亲。
“你大爷和四爷当兵在外，出息了，成了城里人，高不可攀了！”母亲说。“城里”对我来说，就是遥不可及的天堂，而“城里人”则是天堂里的常客，我沉默了。
母亲照例准备我和姐姐的新衣服新鞋，全部都是手工自己制作的。母亲织的白棉布，买几包染料，想要什么颜色的下料染一染，晾干后裁剪而成。
另外，母亲有一只厚厚的旧本子，内页里插满了大小不一的鞋样儿，有鞋帮也有鞋面的，剪得整整齐齐。
“哟，脚又见长了。”母亲拿出一张鞋底纸模，让我踩在上面试看并轻叹着。她将这张鞋样附在另一张纸上，按照旧鞋样的形状，在那张纸上沿边超出一厘米左右细细转动着剪刀裁剪着，剪成一张适合我脚的新鞋样儿。接着母亲取出一张“浆布”。
“浆布”是什么？“浆布”是纳鞋底的材料。
深秋时，田野的空地里到处都是野蒿，野蒿的种子成熟后，被母亲大把大把撸下来，晒干扬净，后用村头的大石头碾子磨成粉，再加水和成糊。找一张桌子，擦净桌面，将野蒿糊涂在桌面上，再找出做衣做鞋的下脚料粘在野蒿糊上，一层一层涂抹，一层一层粘贴，高至两毫米左右时停止涂抹，在阳光下晾干，揭下后一张“浆布”就形成了。
其实它并不叫“浆布”，方言叫“结碚”，“浆布”是我给起的名字。
从秋后至来年开春是农闲时节，这段时间大家要么搓草绳，做来年捆小麦的储备；要么就织布、打“浆布”、做衣服做鞋。母亲在那段时期，通常要打好多张浆布。做鞋时，好多个妇女聚在一起，边说边笑，手不离针，时间在说笑声中被打发掉了，鞋也不知不觉在说笑中做完。
打“浆布”为何要用野蒿的种子呢？因为野蒿的种子即使磨成粉，也有微小的颗粒与之共存，使之做成的“浆布”透气绵软，最重要是好扎针。倘若用面粉，就会结成疙瘩，针扎不透，也不好穿。
母亲将剪好的鞋样铺在“浆布”上，依样剪裁，五层“浆布”叠成一只鞋的鞋底。接下来纳鞋底，剪裁鞋帮，并将鞋帮钉在鞋底上。一双崭新、挺括的鞋子就做成了。
“啧啧啧，看人家做的鞋，针脚匀称细密、剪裁精巧细致……”几个妇女轮流端详着母亲做的鞋赞不绝口。的确，母亲做的鞋，在整个村西部是数一数二的，她做的鞋，穿在脚上板板正正、舒舒服服的，在众小伙伴当中，是我炫耀的资本。
父亲偶尔在家，跟他的朋友喝酒，烫上一壶白酒，拿两只小盅，切一碗老咸菜，两人在那“滋喽”大半天，一边喷云吐雾，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这让我心驰神往。
每当他们喝完后，父亲就将留有余酒的酒瓶放在水缸顶部的板龛上。
那天，没人在家，我望了望板龛上那瓶酒，只剩个瓶底儿。望了半天，然后飞速跑出去，把哥哥拉到我家来。见哥哥不明所以，我指了指板龛上的那个瓶底儿。
“你敢偷酒喝？”哥哥明白了，“你不害怕大人打屁股？”
“咱尝尝。”我说。
我们踩个小凳取下酒瓶，找出两只小盅倒满，端出老咸菜的一个碗底，把盅高高举起。
“干！”我和哥哥说。然后各自抿了一点点。
“啊！”我和哥哥惨叫一声，惊讶得不得了，“酒怎么这个味道？”只觉得一团烈火在口腔里燃烧，当咽下去后，那团烈火顺流而下，又苦又辣。
“赶紧嚼根咸菜条压压。”哥哥有经验似地说。
“干！”有了咸菜垫底，我们一仰脖将酒喝干，咂咂嘴巴，尽量表现得跟大人一样享受。酒只有一个瓶底，很快就没了。
“咋办？”我问，“要是爸爸回来看见酒没了……”
“加水。”哥哥说。
我们拿起舀子伸向缸底，舀子滑在缸底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缸里一滴水也没有。
我和哥哥把酒瓶藏在衣服里，快速跑向西湾，只觉得头重脚轻，腿有点儿发软，似乎不听使唤。在洗衣服的水坑边，哥哥将酒瓶摁入水里，灌了跟瓶底等量的池水，转身抓着我跑回家来。踩着小凳，将酒瓶端端正正摆放到原位置。
我们站在下面半天，盯着酒瓶，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再度取下酒瓶，倒满小盅。
“干！”我和哥哥说。很快，我俩将瓶底的池水全部喝完。
很快，我和哥哥“善饮”的名声不胫而走，在村子里大张旗鼓地流传。
除夕那天，我和张天津在村子里玩耍，转到了吴奎门口，吴奎正拿着扫把在门前打扫。
“哟，这不是能喝酒的小强吗？你喝酒可是出名了啊。”吴奎站定，跟我打招呼。
“嗯。”对于喝酒，我是自豪的。但他的辈份低，得叫我叔，所以我只简单地应了一声。
“来来来，来我家，我招待你一壶。”吴奎放下扫把，“来呀，来吧，不好意思吗！”说完，他把我拉到他家，天津在后面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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