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四川大灾之际，南京政府不但没有出钱赈灾，反而在向四川省府讨要赔偿金。
起因是——成都事件！
八月初，外交部长张群通知刘湘，说日本人要恢复驻成都领事馆。当月底，四个日本外交官抵达成都，市民听闻之后开始游行示威，万余人将四个日本外交官堵在饭店内。
成都警察局长范崇实阻拦不及，愤怒群众将四个日本外交官打死两个，打伤两个。
复兴社和CC系在成都的干部，发电报告之常凯申，说刘湘暗中派人打死日本人，以图增加中央对日外交的困难，建议免去刘湘的省主席职务，以慰日本，并推荐复兴社头目康泽接替刘湘职务。
刘湘的说法又完全不一样，他拍电报向老蒋告状，说康泽为了在四川抢班夺权，从而指示爱国学生打死日本人，这一切都是复兴社和CC系的阴谋。
万余人的游行示威，肯定有人暗中组织，但究竟幕后黑手是谁，一时之间却很难说得清。
按道理来说，刘湘已经同意老蒋派人进川，康泽的别动队此时就驻守在四川各地交通要道。他完全没有必要再招惹日本人，毕竟只是设地方领事馆而已，刘湘虽然绰号刘莽子，但又不是真莽子。
倒是康泽和CC系的人嫌疑更大，他们受常凯申指派入川，最终目的就是想蚕食四川地方政权。
当周赫煊和刘湘讨论救灾计划的时候，南京政府也对成都事件作出了决定：第一，将成都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撤职查办；第二，赔偿死者抚恤费白银各3万两，伤者各3100两，由南京政府垫付，命令四川省库立即把钱汇往南京；第三，南京政府和四川省府向日本政府道歉，保证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第四，要求四川省府取缔仇日刊物，禁止抵制日货。
刘湘收到南京政府的处理结果，气得再次大喊妈卖批。
总计赔偿日本人抚恤金66200两白银，相当于10万大洋，而四川民政厅东挪西凑才弄到10万大洋赈灾，剩下的都只能向地方银行借款。
日本人就那么值钱？两死两伤居然要赔10万元，这钱用来买粮食可以救多少灾民啊！
最可气的是什么？
南京政府刚刚召开了行政院第288次会议，商讨赈济八省水旱匪灾。这八省分别是甘豫青康黔冀晋宁，就连宋哲元的地盘都属于赈济对象，唯独灾害最严重的四川被故意漏掉了。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国党系报纸，皆避开四川旱灾而不提。红十字会、红卍字会等民间慈善机构，也被中央政府信息误导（外界传言四川没有灾荒），致使各省民间对四川的慈善捐款加起来不足2000元。
一直到1937年，川人饿死几百万，盖子实在捂不住了，南京政府才开始讨论四川的救灾问题。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斗争所致。
老蒋在解决广东、压服广西以后，就将目光锁定到四川。他首先在四川各市县设立党部，又派蓝衣社入川监控，蓝衣社别动队如今还把持着入川要道，还收买了包括范哈儿在内的一些四川小军阀。
常凯申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让刘湘交出地方军政大权。面对四川的灾情，老蒋的原话是这样的：“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足你们川人？”
站在常凯申的立场，他的做法似乎情有可原，一切都怪刘湘这个地方军阀贪恋权势。地方不给中央缴税，受灾了才想起找中央要钱，刘湘确实很不占理。
但中央讨论赈济南北八省，唯独漏掉灾情最严重的四川，而且还控制舆论不让民间捐款，这就做得太过分了！
老蒋无非是想四川越乱越好，最好能多死点人，让刘湘这个四川王威望大失。到时候再逼刘湘下野，中央就能兵不血刃的控制四川军政。
面对这种情况，周赫煊首先必须让国人知道，四川是真的遭灾了。
返回重庆后，周赫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立报》搜集的四川灾情，包括人吃人的内容，寄快件空运给南北各大报纸。国党系报纸肯定无法刊载，但像《申报》、《新闻报》、《益世报》等民间报刊，却愿意帮忙刊登此类新闻。
不仅如此，一些外地报社记者，在得知灾情惨状后，甚至愿意自筹路费前来四川采访。
总部搬迁到武汉的《非攻》杂志社，最新一期用12页内容专门报道灾况，并留下杂志社地址，以“周赫煊”的名义向民间吸纳捐款。
同时，周赫煊以个人名义，联络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红十字会，在三省沿江城市设立川灾赈济点。周赫煊拿出50万个人捐款，并协同民间捐款一起购粮，把外省粮食走水路运输入川。
毕竟美国那边路途遥远，而四川灾民已经等不及了。
接下来，周赫煊开始奔走于川东各县市，考察确定购地建房事宜。
由于四川连年征战和灾荒，空出的荒地越来越多，甚至当地的富绅都懒得开垦无主之地，因为军阀收税太他妈恐怖，一收就是一二十年的税，最离谱的已经收到了80年后。
如此情况之下，四川的富农、小地主，乃至于中层地主，那日子都是相当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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