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苏先生，请你听我的解释……”虽然是隔着话筒，但哈迈蒂语气中的急迫已经呼之欲出，“这个决定完全是政府方面做出的，我们中央银行方面虽然极力反对，但根本就于事无补。”
和哈迈蒂对话的自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康德苏，在11月份，他还曾经在公开环境下夸奖印尼总统苏哈托遵守IMF对印尼拯救配套计划，印尼盾已经初步稳定下来。
但谁会想到，没过多久，印尼就爆出一系列的丑闻，其中包括了滥发货币、盗兑美元和偷运黄金。这些传闻当中的任意一条都和“遵守IMF对印尼拯救配套计划”背道而驰，而市场各方面对印尼的反应更是惨烈，已经从康德苏公开宣称时候的3600印尼盾兑换1美元左右，直接跌到了如今的接近8000印尼盾兑换1美元，下跌了足足一倍还要多。
这种变故让康德苏对现任印尼政府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尽管后来苏哈托通过公开现身说法的方式否定了市场上一切“无端的指责”，但包括IMF高管在内的所有人对苏哈托这种说法的可信度都打上了个大大的折扣，其中康德苏本人，更是几次亲自飞临雅加达查看情况。
勉强认同了印尼政府的工作后，IMF在拖延了大半个月之后，最终在98年的三月底将协议当中的第二部分款项拨付给印尼政府，作为对他们的支持。但谁又能想到，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他们又搞出这么一出戏来。
“你在开什么玩笑？”康德苏离奇地愤怒了，他听出哈迈蒂话里的推脱之意，也清楚对方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如果你极力反对的话，即便是苏哈托本人，也不可能违背这种意愿。现在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救助印尼了，完全没有办法了！”
“不！”哈迈蒂绝望地大喊道，“康德苏先生，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如果你们坚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话，”话筒那头的康德苏语气很冷漠，听不出一丝感情波动，“是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索性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吧！”听到最后通牒的哈迈蒂竟然冷静了下来，再没有继续苦苦哀求，语气也变得沉稳起来，这种转变让康德苏感到很意外。如果听到这里还只是感到意外的话，那么哈迈蒂接下来的话就是让康德苏感到不可思议了，甚至是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震惊，“除了我们之前达成的一切协议外，另外再添加上一条，即IMF派人协助和制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政策！”
“什么？”康德苏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眼前好像有上千个小星星一直在闪动不已，耳中听到的信息所带来的震撼已经让他产生了幻觉，“你是在说货币政策吗？你确定你说的是‘协助和制定货币政策’？你是认真的吗？”
康德苏一连用了三个反问句，很显然是想确认自己所听到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当然！”此时的哈迈蒂很想说“不是”，但话到嘴边，最终还是被硬生生地咽了回去，换成了另外一句，“我想除了这个政策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可以值得交易的东西了！”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政府调控和自由市场、价格主导的争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而光是是否需要政府调控，就将整个经济学分为两大学派，一类叫做凯恩斯学派，一类是新古典经济学派。
1929年后的大股灾过后不久，凯恩斯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横空出世，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代表了新古典学派不干预的理论彻底在政府间失去市场。在股灾中迷惘的各国政府仿佛在黑暗无边的大海上看见了灯塔一般，纷纷将凯恩斯的大作奉为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石，而一直到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前，凯恩斯学派及其衍化出来的各个学派的经济理论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凯恩斯学派当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不可少，一方面是通过财政政策当中的转移支付、税收等方式来实行，另外一种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实行。
简单的来说，刺激经济，通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投资，由政府主控的投资，自然大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方面，就是发钞票。
这里的发钞票可不是无止境地滥发钞票，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数量上的计算是通过通胀和经济增长做出一个相对理性可观的预期之后，再和货币乘数相乘所得出的，就是基础货币的数量。
而哈迈蒂所说的将货币政策拱手让人，言下之意就是将包括预期通胀和经济增长在内的众多因素都交于IMF方面来考虑，发行多少印尼盾也将由他们来决定，甚至货币乘数是多少，他们也毫无疑义，这种举动的诚意不可谓不足。
“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哈迈蒂长叹一口气，颇为无奈地感慨道，“只有你们介入，他们才会稍微有所收敛，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是的，只有这样，印尼才有可能摆脱金融危机。”
“……”电话那头的康德苏在沉默了半晌之后，突然又悠悠开口说道，“即便是有了货币政策，我也不认为印尼的债务状况能够有所好转。你也知道的，基础货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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