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始终沉默，不发一言。
这种局面早在他的预料当中，他现在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要乘机把关中熊氏彻底赶出朝堂。
武烈侯这步棋走得好，专挑熊氏打击。熊氏外戚是众矢之的，宗室、老秦人和关东系都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然后从中获利。
秦王政也会支持。秦王政需要的楚系是隗氏控制下的新楚系，而关中熊氏的存在始终是一个隐患，对隗氏绝对控制新楚系有很大的掣肘作用，但在隗氏尚未稳固新楚系的控制权，也尚未完成朝堂布局的情况下，仓促打击关中熊氏，无疑会重创新楚系，对隗氏也是拦头一棒，所以秦王政不想在此刻打击熊氏。
然而，武烈侯擅长审时度势，对局势的把握也非常准确，这时候打击熊氏挑起风暴，正好可以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而熊氏倒台后所遗留下来的诸多利益，新楚系根本拿不到，势必都给武烈侯和其他派系瓜分了。各方势力此消彼长，新楚系失去了在朝堂上一家独大的机会，秦王政试图利用新楚系和关东人控制朝政的谋划遭到了重挫。
关东人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蒙氏和冯氏这两个豪门贵族，绝对不愿意看到隗氏带领新楚系迅速强大起来，以致于威胁到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所以绝不会坐失这样的好机会，他们肯定要跟在武烈侯后面摇旗呐喊，以打击熊氏来遏制隗氏和新楚系的进一步崛起。
果然如秦王政所料，当公子豹与隗状“撕破脸”之后，冯劫和李斯马上跟进，穷追猛打。
中枢之中，还有宗正卿熊布，还有典客卿公子骞是熊氏外戚，在中央府署之中，还有近十位公卿副职、谏议大夫等中央大员，地方上也还有数位郡县大吏，都是出自关中熊氏外戚或者与熊氏外戚有直系血缘关系，假如这次能像上次逼迫东南熊氏全部隐退一样逼迫这些关中熊氏也全部退出朝堂，那宗室、老秦人和关东人无疑能瓜分更多利益，获得一次政治上的“大丰收”。
秦王政如何决策？他现在处在两难之境。
如果借势把关中熊氏全部赶出朝堂，不但有损自己的名声，也重创了隗氏和新楚系，这无疑不利于秦王政在政治上的布局，是秦王政不愿看到的局面，反之，假如把此案压下来，把影响降到最低，熊氏外戚虽然可以逃过一劫，但熊氏不会感激秦王政，彼此间的矛盾会更趋激烈，而新楚系和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会骤然白热化，咸阳政局会陷入空前危机，这必然影响到中原决战，即便决战打赢了，决战之后的咸阳也会爆发一场深重的危机，咸阳政局极有可能失控。
两害相权取其轻，秦王政无奈之下，逐渐倾向于趁此机会把熊氏外戚全部赶出朝堂，永绝后患。
只是这利益如何瓜分？是给新楚系更多，还是寻求平衡，各方势力雨露均沾？
政治上的博弈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可能，势力间的斗争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论秦王政是否倾向于把关中熊氏一锅端了，都需要一段时间，而当前中原激战正酣，给予秦王政处理此事的时间非常紧张，假如要把关中熊氏一锅端了，此案必然压制不住，案子会越查越复杂，牵涉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显然对咸阳不利，所以秦王政只能先把熊璞、熊琨和牵扯到此案的一批官员先解决了，先把眼前的危机化解掉，“痛打落水狗”的事只能等到决战之后了。
周青臣和司马空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秦王政的想法，提出了符合秦王政心思的决策。先迫使涉案官员以各种理由主动请辞，而后御史府不动声色继续审查此案，寻找更多证据和涉案官员，等到决战结束后，再把关中熊氏彻底逐出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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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要司空这个中枢要职，但秦王政不愿意给，于是司空一职自然成了各方争夺的目标，而将作少府一职，却没有人敢和武烈侯争夺。武烈侯既然胆敢在此刻挑起“风暴”，当然是“胸有成竹”。
公子腾毫不犹豫，果断推荐了东郡太守公子庄。公子豹、公子成和甘罗纷纷表示支持。
将作少府的职权就是给君王和王室成员营建宫殿、苑林和寝陵等土木工程，而这一官职一般都是由宗室或者外戚出任，所以公子腾的这个举荐当即赢得了秦王政的首肯，隗状、王绾、冯劫等中枢大臣也没有任何异议。其实即便有异议，除了熊氏、隗氏和赵氏三家外戚外，也没有其他合适人选出任此职，而这三家目前都无法与老嬴家争夺这个位置。
在秦王政和隗状等君臣看来，武烈侯在此事上之所以胸有成竹，之所以打算把司空和将作少府两个中枢要职都抢到手，原因就在于将作少府的人选有特殊性。退一步说，就算武烈侯“一箭双雕”的谋划落空了，至少也能在这场博弈中拿到将作少府这个中枢要职。
秦王政和隗状等人自以为“看透”了武烈侯的谋划，但公子腾和甘罗等人却是暗自心喜，知道武烈侯的谋划已经成功了，不但重挫了新楚系，拿到了将作少府这个中枢要职，还把陈禄悄无声息地推向了司空这一中枢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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