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的情绪一度很低落，然而拯救帝国的理想还是让他很快振作起来，他必须从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
在宝鼎拿出国策变革策略的时候，他已经估计到其中的难度。人性贪婪，尤其反对中央集权制的豪门贵族在变革过程中，极有可能主导变革，继而把帝国推向分裂的深渊，所以中原决战失败后，宝鼎旗帜鲜明地维护秦王政和中枢的权威，事实上也就是维护秦王政和中枢的国策变革主导权。
宝鼎一直试图利用武力来胁迫咸阳，掌控国策变革的主导权，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它将给大秦带来可怕的灾难。
秦王政和中枢绝不会放弃国策变革主导权，这是原则性问题。中央的权威不容挑衅，君王的尊严不容亵渎，假如中央失去了权威，君王失去了尊严，中央还是中央，君王还是君王吗？
宝鼎的想法是好的，但他一个人推动不了国策变革，他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庞大的贵族群体与他齐心协力，然而眼前的事实很残酷，所谓的“志同道合”是有条件的，围绕在他身边的贵族群体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追求。当宝鼎在借助他们的力量推动国策变革的同时，他们也在借助国策变革来掠夺自己所需要的利益，最终，两者因为利益目标的不同，不可避免地要分道扬镳。
宝鼎反复思考，推衍，还是认为自己的拯救策略没有错误，局势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历史上秦王政在这段时间驱逐了熊氏外戚，昌平君熊启先是遭到罢黜，贬谪，接着在中原大战中叛乱，逃亡。与此同时，巴蜀人隗状和老秦人王绾出任左右丞相，蒙武和李信指挥中原决战。这场决战秦王政打败了。不得以的情况下，秦王政请老将王翦出山，请他到中原战场指挥决战。
从这些政治事件中不难看到，历史并没有因为宝鼎的出现而发生多大的改变。由此可以推测，在这段时间里，秦王政试图集权中央的策略遭到了巨大的阻力，为了统一，他不得不向枝繁叶茂的楚系，向强悍的老秦人妥协，朝堂之上随即形成了以隗氏为首的楚系、以王绾、王翦为首的老秦人和以蒙氏、冯氏为首的关东系三足鼎立的局面。
既然历史发展的主脉络没有变化，咸阳政局的发展自然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不难想像，宝鼎的出现不过是增加了宗室力量，扩大了豪门贵族的实力，让秦王政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而已。
历史上王翦赢得了中原决战，中土命运的转折就此完成。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秦王政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镇制了豪门贵族，击败了“分封”的反扑，神奇般地完成了中央集权，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其中的过程已经湮灭于历史，但可以想像，秦王政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又用尽了多少手段，打击和摧毁了多少对手。
然而，宝鼎来到这个时代的蝴蝶效应竟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在中土命运走向转折的时候，出现了，而且势头凶猛，挡者披靡。
这些年宝鼎的所作所为就像涓涓细流不停地流淌，汇合，到今天终于形成了一条滔滔大河。
历史轨迹的主脉络没有变，统一进程也没有变，但枝节脉络在宝鼎的努力下改变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土大势出现了两种迥异于历史的变化，一个是齐国进入了抗秦战场，齐楚合纵大大增加了统一决战的难度，一个是匈奴人进入了代北战场，南北战争的大幕提前拉开，庞大的北疆防御体系因此不得不提前建设。
这两个变化导致大秦在中原决战中处于劣势，咸阳已经无法在决战战场上投入六十万大军，更严重的是，即便投入六十万大军，由王翦去指挥决战，也无法像历史上一样拥有绝对的胜算，如此一来，宝鼎和北疆镇戍军就成为决定这场决战胜负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宝鼎主宰了中土命运的转折点，主宰了大秦的统一大业。
正因为宝鼎占据了中土战略上的制高点，导致他在中土政治上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本来秦王政和大秦豪门贵族是决战前的政治博弈对手，现在变了，博弈双方变成了秦王政和宝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些反对中央集权的豪门贵族反而变成了“旁观者”，变成了坐收渔翁之利的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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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认定当前的政治危机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对策就很简单了，退一步海阔天空，让历史继续行进在它固有的轨迹上，让秦王政和那些豪门贵族去做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自己冷眼旁观，坐收渔翁之利。
宝鼎回书秦王政，为了大秦，为了统一大业，为了王兄，我愿敬献头颅。
秦王政看到这封信，呆坐无语。他突然冷静下来，想到了自己可怜的母亲，想到了饱受苦难的弟弟成蛟。秦王政连夜急书宝鼎，寡人要见你，要立即见到你。
第二天秦王政下令，出京北巡，去离石要塞。
隗状、王绾等人知道秦王政北巡的目的，很简单，要和武烈侯面对面的谈判了。
半个月后，秦王政抵达离石要塞。武烈侯宝鼎已经先期抵达，兄弟相见，自是把臂言欢，但谁都能看出来隐藏在他们笑容背后的重重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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