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侯直接回到白水河畔的蓼园。
宝鼎带着赵仪和黄依拜见了母亲白氏，又送了妹妹溥溥一堆礼物，一家人总算聚在一起吃上了团圆饭，不过宝鼎马上就要赶赴中原，而中原现在是个烂摊子，白氏为此忧心忡忡，愁云不展。
宝鼎安慰了母亲几句，决定留下赵仪侍奉母亲，自己则带着黄依去中原。白氏当即否决。中原局势混乱，危机四伏，她不愿意看到黄依身处险境，坚决要留下黄依。宝鼎不想违背母亲的意思，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昌平君、昌文君联袂赶到蓼园。
熊氏没落已成定局，秦王政和武烈侯联手出击，不但罢黜了昌平君丞相一职，还在东南对熊氏展开了南北夹击。南郡的南面就是江南，江南有公子高和武安侯公子腾；南郡的北面则是南阳，南阳是武烈侯的封地。公子高年幼可以不予考虑，但武安侯公子腾和武烈侯公子宝鼎都是宗室重臣，咸阳宫以两位宗室重臣夹击熊氏，其打击熊氏的决心可见一斑。
熊启和熊炽对宝鼎在关键时刻的“落井下石”极度不满，不过事已至此，怨天尤人无济于事，当前摆脱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与武烈侯的联盟，耐心蛰伏，伺机东山再起。
两人见到宝鼎后，质询的第一件事就是王子公子高出镇江南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是争夺王统的控制权，还是为分封做准备？
“我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公子扶苏是储君的唯一人选，现在是，将来也是。”宝鼎笑着回答道，“公子高出镇江南，导致分封之议卷土重来，喧嚣尘上，这对咸阳宫的威胁可想而知。然而自诸侯国变法以来，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早已成为诸侯国的共识，分封诸侯更是被封君制所代替。我们今日所说的分封，和过去的分封诸侯已经有本质上的区别。”
今日封君只拥有封地上的经济特权，诸如法令、军政等等无不遵从中央，甚至就连家里的“大总管”，也就是封君府的“相”，都要由中央直接委派，在这种制度下，封君对中央的威胁大大减少。这也是中央集权的一种体现，也是王国权力和财富的一种有利于中央的分配方式。
宝鼎这句话等于告诉熊氏，他既没有争夺王统控制权的意思，也没有分封诸侯的想法。
熊启和熊炽当然不相信宝鼎这句轻描淡写的话，不过从这句话里可以揣测到，秦王政最终选择妥协，可能与宝鼎对分封的理解和认识有直接关系。两人都知道宝鼎和秦王政保持着密切的私人书信往来。宝鼎在上奏之前，肯定对秦王政详细阐述过封君制的利弊，所以秦王政才会在分封之议席卷而来的情况下，依旧采纳了宝鼎的奏议，派遣公子高远镇江南。
熊启思索良久，抚须说道，“武烈侯的意思是，在不改变大秦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分封宗室和功臣？”
“这其实就是走楚国和齐国的路子。”熊炽接着熊启的话说道，“统一前后，大量封君封侯，君侯多了，王国的财富必然会转入君侯的私库，造成私家财富重于王室，而这种结果必然导致中央权力的削弱，君王之权将受到严重掣肘。”
昭襄王在其主政后期，实施“固干削枝”之策，不遗余力地打击权贵，其直接缘由就是“私家富重于王室”。财富分配的失衡导致权力分配失衡，中央权力因此削弱，而君主受制于权臣，这让昭襄王忍无可忍，宁愿国力下降也要把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收回来，重新分配王国的权力和财富。
华阳太后和熊氏外戚在崛起之后也想重新分配王国的权力和财富，所以不惜代价打击对手，试图独揽权柄，但这一图谋随着秦王政亲政和华阳太后的薨亡而彻底失败。
大秦现在的国策基本上源自昭襄王后期的主政思路，但秦王政推崇高度的中央集权，现有国策无法满足他对权力的攫取欲望，所以他锐意改革，决心摧毁熊氏这个阻碍他攫取最大权力的障碍，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武烈侯公子宝鼎跳了出来。
武烈侯这个封君就像过去的穰侯魏冉、华阳君熊戎、武安君白起、文信侯吕不韦、长信侯嫪毐（laoai）等大权贵一样，私家财富重于王室。财富多了，权势也就大了，对中央的威胁也就大了，中央理所当然要予以铲除。武烈侯当然不会束手就缚，于是就与中央针锋相对，与秦王政正面对决，接下来就有了王子出镇地方之举。王子出镇地方，拿到了功勋，秦王政必然就要封君封侯。王子封君封侯了，宗室封不封？功臣封不封？
关东诸国在变法失败后，为了平息贵族的愤怒，大量封君，其中以楚国和齐国为最，魏国的封君也是层出不穷。封君多了，王国财富转入私库，中央和权力自然受到削弱。武烈侯现在要做的就是同样的事。
这时候回头再看，不得不佩服华阳太后的谋划。她最早决定不遗余力地扶持武烈侯，把武烈侯打造成秦王政的对手，是一个保护熊氏外戚的英明决策。武烈侯在她的扶持下，成了大秦历史上封地最大的封君，由此财富剧增，实力剧增，权势随之暴涨。秦王政要对付熊氏外戚，要加强中央集权，那必然会损害到武烈侯的既得利益，于是这兄弟两人必然要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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