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文君没有马上答复武烈侯。
老太后随时可能辞世，咸阳形势对熊氏来说并不好，树欲静而风不止，狂风暴雨说来就来，他哪有心思留在南阳？
昌文君考虑良久，决定还是先与昌平君熊启商议一下，至于熊启是否征询太后或者王夫人的意见，那就是熊启的事了。此议由武烈侯郑重提出，可见武烈侯也曾深思熟虑，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恳请自己滞留南阳，其背后肯定有某种说不出口的原因。
难道太后大限将至？太后不在了，自己和昌平君等熊氏贵胄都在咸阳，武烈侯又在中原，南阳和南郡形同虚设，假如秦王政乘势拿下两郡的控制权，那无论对熊氏还是对武烈侯来说，都是沉重一击。当初熊氏为什么没有被昭襄王彻底击倒？就是因为熊氏牢牢控制了南阳和南郡这两块根基之地。今年武烈侯为什么在中原建下显赫战功？就是因为得到了南阳和南郡的倾力支持。武烈侯恳请自己留在南阳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两郡的控制权，从而确保两郡万无一失。
昌文君的心情愈发恶劣。或许是因为心情的原因，他在给咸阳的奏章中详细叙说了武烈侯对未来大秦土地和人口问题的担忧，丝毫不加掩饰地暗示咸阳，武烈侯有强烈的操控未来国策走向的倾向。
武烈侯希望统一后的国策是与民休养，全力发展农耕，以一种缓慢但有效的手段稳定中土。这当然是最好的国策，咸阳也希望看到这一天，但问题的实质是，武烈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国策？他和他的利益集团试图从这种国策中获得什么？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君王和咸阳中枢的利益。无疑，这两者之间的利益有直接冲突，武烈侯所希望得到的，肯定是君王和中枢不愿放弃的，所以，国策是否利国利民并不重要，重要的，国策要符合君王和中枢的利益需要，凡是有利于君王和中枢利益的国策，那就是正确的国策。
武烈侯明确拒绝熊氏在王统一事上向秦王政施压，昌文君忿然之余，利用这份奏章狠狠地“捅”了武烈侯一刀。
秦王政和中枢对武烈侯最近一年来所取得的战绩钦佩不已，但对武烈侯肆无忌惮地干涉朝政却是越来越不满，尤其武烈侯凭借他对局势的精确预测和过人的天赋一次次地自行其事，甚至故意以隐瞒、胁迫、欺骗咸阳的手段来达到他个人目的，已经让中枢忍无可忍了。
当王翦和公孙豹突然在一个风雪之夜发动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注句要塞，三万骑军如狂飙一般杀进雁门之后，咸阳这才意识到他们被武烈侯欺骗了，入代作战事实上是武烈侯和李牧联手操控的结果，而这一举措直接把秦军推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咸阳因此变得极度被动。
秦王政勃然大怒，当即就想急书南阳，怒斥武烈侯竟然在这种关系到王国安危的大事上自作主张，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枢可以忍受的底线。
尉缭、蒙嘉和冯劫等近侍大臣也是非常恼怒。中枢为什么答应武烈侯的恳请救助代北灾民？为什么不愿意趁火打劫杀进代北？原因就是担心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此刻中原尚未稳定，假如秦军在代北战场与匈奴人久战不下，甚至陷入匈奴人和赵人前后夹击之中，那么赵齐楚燕四国极有可能合纵攻打中原，中原十有八九得而复失。
尉缭等人一致认为这是李牧设下的陷阱，而武烈侯胆子更大，竟然将计就计，要打破常规，把秦军直接推向两线作战的险境。现在再回头看看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不难发现，武烈侯在代北大地震之后，一边积极推进中原常备军的建设，一边却以救灾的名义把中原钱粮大量运送太原，目的无非是示敌以弱，成心要把合纵军诱进中原。
武烈侯太疯狂了，他的疯狂已经危害到了王国的安危。
熊启、隗状、公子腾和公子豹却在此事上高度一致，四位大臣不遗余力地为武烈侯的举措进行辩解，同时对尉缭等人的担心嗤之以鼻。公子豹甚至不屑一顾地说，“合纵军不过是乌合之众，以武烈侯天纵之才，对付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
公子腾不像公子豹那般骄狂，他倒是表现得极为谨慎，“王翦和公孙豹以三万骑军入代作战，胜算虽然不大，但最起码可以阻止匈奴人乘机占据代北，给我北方军集结和入代支援赢得足够时间。假如此仗我们稍有迟疑，那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必将失去进军代北的机会。让匈奴人占据代北，对中土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大家都清楚。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两线作战，也要阻止匈奴人占据代北，威胁中土。”
公子腾这话一说，秦王政心里的怒气才稍稍小了一些。
在代北大地震发生后，中枢曾为是否乘势占据代北有过争论，但考虑到中原刚刚拿下，中原形势紧张，这个争论的结果不言而喻。现在看来，不是中枢太谨慎，而是武烈侯和王翦等人太疯狂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就是因为手里的权力太大了。前线统率一般都有“临机处置、便宜行事”之权，武烈侯就是凭借这个权力打韩国，而王翦则以此权打代北，事前都没有向咸阳透漏分毫，导致战事开启后，咸阳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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