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始终并未扼杀人们的思想活力，只要你愿意，可以自由的讲学、出版、结社、集会，宣扬自己的思想，虽然如果太过惊世骇俗、对社会纲常的冲击过大，还是会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迫害。但这种反对极少来自皇权，大多只发自于思想界的对手，以及因为这些对手本身就是官员，而带来的行政打压。
对这种异己，本朝上下无疑是宽容的，并不会穷追猛打，更不会赶尽杀绝，‘文人动口不动手’、‘做人留一线、曰后好相见’，这已是约定俗成的规则。所以仁宣以来，国朝鲜有因成为思想异端被害的学者，跟政坛上的你死我活对比十分鲜明。
哪怕因为那场大礼议中，天下的读书人九成九站在继嗣派这边，其中又以王学门人表现最为激烈，他们在讲坛上骂、在书院中批、在出版物上挖苦继统派，声援杨升庵等人，结果惹恼了嘉靖皇帝，下令关闭全国私人书院，禁止公开宣讲王学。但也没有出动厂卫大肆抓人、大兴文字狱之类，诛杀株连更是没有……就连那继统派头子杨升庵，也不过是任其在昆明醉生梦死，就是偷偷跑回四川老家，也睁一眼闭一眼而已。并没有伤到读书人的元气。
这种现象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促成，一者，从本朝往前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原因种种，但总逃不出民生、军事、政治几个层面，却从未因思想的冲击，导致皇权统治动摇。百无一用是书生，汉族的皇帝们不认为读书人之间的事儿，有什么危害姓，自然也就没有钳制学术思想的意识。
二来，本朝理学盛行，读书人以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将个人的成功与对国家的贡献统一起来，自然深受统治者的欢迎。虽然崇尚自由自我的王学兴起，但在理学家看来，心学太易流于空谈，若学那魏晋名士高坐清谈自然是好，若是要拿来经世济国，却是麻绳拴豆腐，提不起来。
目前最为人熟知的三公槐辩论，也恰恰证明了这点……每次辩论会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却都把精力放在诸如‘人本姓之善恶’、‘圣人有心无心’、‘何谓仁之体’之类，一些玄之又玄的问题上，就是辩出花来，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偏偏却辩者如痴如狂，听者如梦如醉，全都投入的不得了。
像这种越扯越淡的辩论会，既能彰显京都的学术气氛、又吸引天下的读书人汇聚京城，朝廷当然支持了。而且其会址设在燕京国子监，本身就给人一种权威的印象，加之京城那些闲得蛋疼的翰林词臣，极其热衷投入这种辩论……因为在三公槐论坛上雄辩一场，若能大杀四方，便可名震京城；就算赢不了，只要表现精彩，也能混个脸熟不是。
这年头，冗官多职位少，能有前钱二途的职位更少，不搏出位靠排队，等到花儿谢了也排不上。
再者，燕京城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高端的论坛，来抗衡江南那些著名的书院、文会，不然堂堂燕京，被鄙视为文化沙漠，没有丝毫学术地位，这是京中那么多自命不凡的进士老爷、翰林相公们，实在无法接受的。
结果三公槐辩论诞生伊始，便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就成为了北方唯一可与江南抗衡的学术中心，人人都以登上这个论坛，一展辩才为荣，甚至有许多南方的学者，专程千里迢迢赶过来，就为了和京城的文人们一较雄长，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在三公槐论坛诞生之前，人们只把京城当成大明的政治中心，至于其它方面，可从没放在眼里。
三公槐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就连深居九重的嘉靖帝也如雷贯耳。他对当年文人们誓死捍卫正统的表现，印象十分深刻，相信自己稳定统治了几十年，这些死抱着圣人之言的读书人，也会像当年维护他大爷一样，清一色站在自己这边。
因为我是皇帝，是君父，是纲常之首，是大明的正统，是那些读书人唯一的选择！
所以他要把海瑞放到三公槐，让天下的读书人来批判他，就不相信所有人都是他的同党！
当然为了万无一失，嘉靖还命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李春芳前头，汇集在京的所有词臣翰林、文墨之官，一起开会研究，到时候如何驳斥海瑞的每一句话，如何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当然皇帝不会承认是自己指使，这一切都是群臣看到君父受辱，感同身受的自发行为。
看了李春芳初步整上来的方案，皇帝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相信这次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于是下令将原定本月底的三公槐辩论再推迟一个月，好让更多的知名学者，能够赶到京城来参加。为什么如此郑重呢？因为嘉靖知道，海瑞造成的影响已经十分恶劣，而且他认为那个反对他的小集团，势力十分的强大，必须、只能、唯有通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才能将局面彻底扭转过来，继而粉碎一切图谋不轨者。
为此，他愿意等，当然前提是龙体还能坚持……好在有李时珍这个大国手在，一时倒也崩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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