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法律出现这样的问题，朱祁镇岂能坐视不理。
朱祁镇又想了想，决定暂且放放。
倒不是因为瓦刺大战，一来是慢工出细活，在法律条文的修订上，容不得大刀阔斧的干，只能一点点的推敲。
二来，朱祁镇不想立即修订好了。
很明显，他修订好了之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法律条文都很少变动了。但是朱祁镇想往里面掺杂私活，也不容易了。
所以，朱祁镇将这一件事情向后压压。最好能用一部法典，来囊括朱祁镇所有的改革内容。
当然了，不大改，不代表不小改，具体怎么办，朱祁镇一时间也没有理清思路。不过，他有的是时候。
他手持朱笔，在屏风上又写下三个字：“大明律”。
随后朱祁镇又看下面内容。
经筵这两个字，再次出现了。甚至杨溥还推荐了人选，就是薛瑄。并推崇薛瑄乃是天下理学之冠，学问精神，当世朱子，天下无所匹敌。即便是杨溥也甘拜下风，望尘莫及。
这个人朱祁镇也是听说过的。
是当代理学的代表人物。
其实朱祁镇在亲政以前，经筵与讲学是没有停过的，朱祁镇在学业上还是很勤奋的，但问题是亲政之后，事务繁多。
朱祁镇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最后日讲取消了，经筵每月一次，渐渐变成了每年两次。春秋各一次。
根本就是礼节性的。
毕竟朱祁镇每天最少忙八个小时，多则熬夜通宵。怎么可能还日日上学。
所以才有杨溥重开经筵的说法。
前文也说过，虽然说理学是大明官方学说，但并不是说明初理学就是学问的主流。最少如开国之处的刘伯温等人，未必是纯粹的理学门徒。太宗时期姚广孝，还专门写过诋毁儒家的书，照样刊行。
理学的兴盛是与文官集团的兴盛，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三杨等人虽然是文坛领袖，但是他们更多是政治人物，在文学经义上并没有下多大的功夫。
他们所谓的馆阁体，其实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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