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岛，蒙元海运南方钱粮至大都的必经之地，明朝在此建东海千户所，隶淮安卫。
沈廷扬的水师就驻在连岛，自崇祯十五年算起，他在连岛已经营两年之久，现所部水师有大小海船216艘，火炮100余门，火器千余杆，水兵4800余人。
去年在给漕院路振飞的公文中，沈廷扬称可一次北运漕粮数十万石，并请求路振飞及南都能够支持他扩充水师，募集两万之众加以简练，进可运钱粮供应京师，退可沿江上下习战。
因北方山东境内的运河遭到闯军袭击，漕运不时中断，路振飞有意海运，然而局势发展太快，挑河农夫突然暴动，不仅使淮扬地区尽为“贼”有，路振飞本人也成了阶下囚，海运钱粮至京自是无从谈起。
南都那边，东林举荐郑鸿魁为总兵操江，郑部自有战船若干，肯定不会支持沈廷扬于海州扩军。
尔今，南都不管的连岛水师已成淮军的盟友，钱粮供应都由淮军方面提供，在淮军序列中又称为东海水师。如果说和明朝还有什么关系，可能就是军中仍就竖着明军旗号。
水师官兵中除几百当年东江镇的老淮兵外，多是沈廷扬这两年在淮扬沿海招募的淮民，内中以海州、盐城人居多。
因为多是淮兵缘故，故沈廷扬部对隶归淮军并无多少抵触。可能将领之中对明朝依旧存有忠心，底层官兵却是对明朝毫无好感，原因是他们一直被“官兵”欺负。
欺负沈部的就是刘泽清部将姚文昌。
姚文昌被斩杀消息传到连岛时，水师官兵无不雀跃，都说那姚贼罪有应得。
沈廷扬是重信守诺之人，既与淮军都督陆文宗有约，加之淮军第二镇进驻海州，而且陆都督对水师十分重视，欣然表态全力支持水师扩编，做到要银子给银子，要人给人，所以明知封锁海州区域会让江南无从知晓北方真实情况，沈廷扬还是执行了这一命令。
不过，由于东海水师官兵仍穿明军服饰，打明军旗号，使得那帮被拦截的明朝官员还以为他们只是被官兵截留，而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刚脱“虏口”，又落“贼口”。
陆四给左潘安、沈廷扬的密令中没有杀害这些南逃官员的意思，因为陆四对于这帮官员的气节是肯定的。
同为中国之人，同为中国政权，改朝换代无可厚非。
但若是跪降满州异族为汉奸，则是万万不能。
实际上，经海道南逃的官员并不多，只占两成。跟随李自成西走的明朝官员大概占了五成，其余三成是自河南、山东南下。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受得住海上颠簸的。
清军进入北京的次日，就开始出现大量明朝官员逃京现象，为此满州摄政王多尔衮下了一道谕令，说什么“近见各官纷纷南下，有隐忍于流贼之时，反长往于清明之日，予所不解。”
谕令发下后，又让降清的原明朝锦衣卫都指挥使、现为天津巡抚的骆养性挽留这些南下官员，但收效甚微。
多尔衮之所以没有下令强行扣留这些南逃明朝官员，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不想让刚刚夺取北京的满清给明朝官绅留下坏印象。
沈廷扬将所有被扣的官员都安置在连岛水师营地，专门腾出营房供这些人居住，吃的喝的都由水师供给，除了不许他们出水师营，其余一切都自由。
一百多号大小官员聚集在一起，不知何时能启程南下，吃喝又没有问题，自是讨论起现在的局势。
一开始官员讨论的多是顺军占领京师和满州入关的各种事情，互相打听对方知道的最新消息，渐渐的，顺军和清军的动态无人关心，反而尽数加入了一场大争论。
争论的焦点就是谁做皇帝。
南都方面必须马上拥立新的皇帝同满州、同大顺抗衡，这一点是所有官员的共识。
但在拥立谁做皇帝这一点上，官员们却是达不成一致，众说纷纭。
大体上是这么几个观点，一是只立监国，待先帝三子逃出择一人而立；
二是拥立神宗其余子孙为帝；
三是拥立健长有德望的贤王为帝。
三个观点各有优点，所以各有支持者。
大概讨论了有半个月，三个观点中的第一个观点被抛弃，因为谁都不认为李自成和满州会饶过先帝三子。
于是，新的观点形成，新的派系也形成。
两个大派系，两个小派系。
大派系是拥福和拥潞，小派系是拥唐和拥桂。
拥福和拥潞成为大派系的原因是福藩伦序第一，潞藩贤望第一。
唐藩和桂藩各有支持者的原因是唐王类太祖，桂藩也是神宗后裔。
总体上，拥福派占了上风，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是庶吉士周钟，工部员外郎赵士锦。
周钟的伯父周应秋、周维持都是崇祯初年定的逆案成员，也就是阉党，而“阉党”主要成员又是当年被东林打击的三党人士。
所以周钟肯定要支持拥立东林的“死敌”福藩为天子了，这样很有可能会给“逆案”翻案。
赵士锦被大顺的吏部录用过，但他辞官不就，一直被关在刘宗敏的军营中。四月初八日被释放，五天后就离开北京南下，结果在海州被截下。
政治立场上赵不是阉党也不是东林，支持拥立福藩是出于公论。
同样持公论观点支持拥福的还有给事中光时亨，这人又被不少官员指骂是害死先帝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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