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恭问陛下圣安……”
周亚夫带着一大票将军，人人身被甲胄，腰跨佩剑，微微恭身对刘彻行了个军礼。
“丞相与诸将军被甲而来，所为何事啊？”刘彻敲了敲案几，揣着明白当糊涂，故意问道。
汉室的武人集团，最近一两年来，在刘彻或明或暗的鼓励下，向着****，帝国主义的康庄大道狂飙不已。
现在，过去一度强盛的绥靖和和平声音，几乎已经从武将集团里消失的干干净净。
特别是武苑开学后，来自天下郡国地方的数百位中高级的军官进入武苑深造。
这些人基本都是从长城防线和北方郡国调来长安的。
他们的家族和家乡，在过去长期处于匈奴入侵的威胁之下，过去几十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与匈奴的战争中阵亡或者负伤。
自然，他们对匈奴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人就是汉室最坚定的主战派。
当他们来到长安，进入武苑入读，他们的声音和力量，顿时就得到了成倍的增加。
再也没有人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和主张。
哪怕是再圣母的主和派，面对这些来自北方郡国的校尉司马们的呼声，也只能捏着鼻子帮他们摇旗呐喊。
因为，凡是敢跟他们对着干的人，等于跟北方武将地主集团对着干，等于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而任何政治势力或者学术思想，一旦被万民唾弃，百姓自然会用脚投票，让他们下台滚蛋。
就连国家和皇帝，都不敢逆民意和民声而动。
这也是****跟帝国主义最擅长的把戏——以民意裹挟思想和政治。
不跟我们走的，我们就让你跟先帝走……
若不是还有个太学的文人在制衡这些武将，现在，朝堂之上，保证每次开朝会，第一个议题必然是——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陛下到底什么时候报高祖、吕后、太宗之仇啊？
但哪怕是太学的学生跟文人士大夫们，其实也基本上都是主战派。
只是，他们相对于武将，稍微温和一些。
还要讲个什么‘夷狄从来无道，所以自古王者皆发义师伐之’。
他们的意思是，仗还是要打的，但具体怎么打，还是得由我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士大夫来安排，粗鄙武夫，还是乖乖坐下来，听我们安排，让你打哪就打哪，别哔哔。
就是剩下的少数几个和平人士和圣母，也不敢说‘世界和平最重要’，只能扯些以德服人，用义服远。
主张不能打不义之战，而应该‘兴王师以伐无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舆论界和思想界，自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老老实实的加入到了鼓吹战争好处和利益之中。
“陛下，臣等听闻，前月辛卯，长沙国梅岭榷市之中，有南越兵悍然进入，杀我商民十数人！”周亚夫抬起头，大义凛然的对刘彻道：“此等大逆无道，置陛下甲子诏谕于不顾的暴行，令天下士民，无不震怖，臣虽愚昧，不达大义，更不明《诗》《书》所述之意，然，亦义愤填膺，恳请陛下穷究此事！为无辜死难士民复仇！”
大将军窦婴马上就带着军方的将军们恭身屈礼，请求道：“臣等恳请陛下为无辜死难士民复仇！”
刘彻看着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个个面红耳赤，激动不已的将军们。
心里面有些得意的笑了起来。
自登基之后，若说什么事情，令他最为骄傲。
毫无疑问，就是在太宗孝文皇帝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皇帝是受命于天，保护华夏子民的这么个概念。
这个概念说不上多先进。
千余年前的殷商时期，就有类似论述了。
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但长久以来，这只是个口号而已，喊喊就行了，也没人当真过。
直至刘彻的祖父太宗孝文皇帝统治时期，这位天子第一个提出了‘天下治乱，在朕一人’的口号，并从旧有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
第一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皇帝不再只要权力，而不负担义务和责任的例子。
这离皇帝宣布——朕就是百姓的保护人，谁动朕的子民，朕砍他四肢，只有一步之遥。
刘彻上台后，通过甲子诏谕，迈出了这最后一步。
明确了皇帝作为天下之主，负有保护自己治下子民的义务的这个事实。并用卫满朝鲜的尸体，证明了皇帝跟国家的意志与决心。
从那以后，舆论与思想，就围绕着刘彻这个表述，自我进行了调整。
儒家反应最快，很快就把孟子给抬出来，出现了基于思孟学派思想基础上的重民派。
如今，无论你自己到底怎么想，但最起码在明面上，诸子百家，再也没有什么家伙敢做内残外忍的勾当了。
任何一个敢于说让中国忍耐，给夷狄让利，换取和平的家伙，马上就会被无数个大喷子喷成半身不遂。
这样的变化，在刘彻看来，是一个不亚于蒸汽机发明的伟大进步。
从此以后，刘氏皇族，就可以把‘天下百姓保护人’的头衔挂在胸前，任何后代皇帝，都得遵循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前进。
最起码在表面上，朝野舆论和国家决策，要考虑刘彻的表述。
这就跟****，不管换了多少个boss，太祖太宗的思想理论，没有人敢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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