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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94年，即太元十九年，是北方形势风云变幻的一年。
而这一年对江东而言，同样是暗潮涌动。
主相之争已达白热化，甚至还发生了一件震惊内外的大事。
中书令、兼中领军王国宝，一向为会稽王司马道子心腹。
不知为何，近来竟突然主动向天子司马曜示好。
据小道消息称，王国宝之所以半路‘跳槽’，是担心成为下一个‘袁悦之’。
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从太元十四年，司马曜与司马道子之间矛盾逐渐显现，进入主相之争始，如今这场纷争已持续了数年。
在此期间，先是司马道子心腹——袁悦之被天子下令诛杀。
紧接着司马道子不甘示弱，在袁悦之被杀后发动了反击。
亲手将天子亲信——范宁远赶出京师，贬为豫章太守。
袁悦之被杀、范宁被贬，让朝中上下为之胆颤心惊，生怕下一个倒霉的是自己。
甚至连朝中一直为司马曜依赖的徐邈，为了保全自己，也不敢公开再与司马道子作对。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王国宝选择选择疏远司马道子，转而投向天子怀抱。
甚至为了显示与旧主恩断义绝，他还在朝堂上故意顶撞司马道子。
气得司马道子脸面大失，直斥其为小人，差点儿要拔出佩剑杀了王国宝。
原本司马曜还有些怀疑王国宝暗怀不轨，而今却再无疑虑，很快接纳了王国宝。
对于天子而言，王国宝投向他，无疑是极大地削弱了司马道子在中枢的地位。
然而司马曜或许怎么也想不到，眼前一切不过是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合伙儿演的戏。
原来无休止的主相之争，不仅让朝野上下困苦不堪，也让司马曜、司马道子身心疲惫。
尤其近来，不管是司马曜还是司马道子身体皆日渐虚弱。
两人都想尽快击倒对方，进而大权独揽。
于是，王国宝暗中向司马道子献了一条毒计。
由他先假装投到天子司马曜一方，在取得对方信任，再设法除掉天子。
太子司马德宗，是一个比晋惠帝还要傻的白痴。
因此，只要天子一死，朝廷大权必然要落到司马道子手上。
正因为清楚这一点，司马道子十分爽快地同意了王国宝计划。
于是，一个试图谋害天子的阴谋，便这样悄无声息地施展开来。
除了王国宝以及司马道子外，朝廷上下全被蒙在鼓里。
……
在等待拿货期间，桓谦、卞范之趁机游览了一下姑臧。
几天下来，给两人留下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建筑宏伟的学堂及道观。
在二人看来，重视教化乃理所应当之事。
可河西上下大力扶持新天师道，却让他们看不懂其中深意。
自古以来，政权和宗教便存在相互利用和对立斗争的关系。
很多时候，宗教借助政权的扶植而发展。
当二者关系复杂化，甚至走向对立，宗教则可能对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
反之，宗教如果在斗争中失败，就难免被迫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以江东为例，五斗米道虽然在高门、皇族之间流行，甚至连天子本人也受其影响。
然而即便如此，朝廷上下也不会像河西这样不仅不限制五斗米道发展，反而还给予大力扶持。
难得大都护不担心宗教反噬吗？
其实桓、卞二人哪里明白，卫朔之所以大力扶持宗教，一方面是因为河西与江东政权特点不一样。
南朝的政治具有明显的君弱臣强之特点，从政权建立到灭亡几乎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这种政治的不稳定性带来了一个产物——便是皇权决不允许有一方势力强大。
故而一旦五斗米教有坐大迹象则会立即受到朝廷打压，犹如前几年孙泰被贬广州，甚至连五斗米教中几名骨干也一直不得朝廷重用。
而河西不一样，卫朔在河西拥有绝对统治权，别说五斗米教，连世家也得臣服。
正是手中掌握着绝对权力，他才敢做出扶持新天师道举动。
除此之外，经成公兴、寇谦之师徒改良后，新天师道已与传统道教截然不同。
成公兴、寇谦之师徒俩人十分清楚，包括大都护在内，所有人都对宗教介入世俗怀有非常大的戒心。
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了适应形势变化，两人主动对道教进行了全面改革。
其一，对北方原有五斗米道及其分支进行清理整顿，抛弃了传统五斗米道称呼，改称为“正一盟威之道”，俗称新天师道。
第二，将《灵宝经》和《上清经》等吸纳为自派经典，形成三洞部经典体系。
第三，改革组织结构，由“治”和“祭酒”的制度逐渐转向道观和道士制度。
特别是第三项改革，取缔了传统的世袭祭酒制度，有效地预防了宗教势力坐大。
另外，新建道馆就等于绕过了原有的治，让腐朽的世袭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土壤，更有利于人才的选拔，也加速了教团内部改革。
同时道馆兴建之后，人们可以就近在道馆参与宗教活动，而不需要回到更远的本治，利于道教的普及。
并且原来“治”和“祭酒”的制度是一种zhengjiao合一制度，容易让宗教和政权在管辖权限和方式上发生冲突。
在转向道馆和道士制度后，比较好地实现了政教分离，让道教与政权关系大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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