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看他没否认，到有几分意外，这个时代的官员可没几个对商业有什么好脸色，在以农业为本的国度，吃喝拉撒睡那都是百姓创造的，没商人什么事儿，就是有，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算不得什么，难得碰上了一个不反感的，如何不意外。
就在他意外的这会儿，稍作酝酿的况钟开口道：“卑职承认，在苏州工商业与苏州的确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也算得上是一股新的实力，但它们的力量太小，如今的苏州已不是洪武爷时的苏州，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地主豪门，王侯公孙安分守己，如今的苏州各方势力横行，百姓苦困，再不行改革之举，势必会出大乱子？苏州一乱，对工商业再好也不能挽救整个苏州吧？“
整个问题算是说到了杨峥的痛脚上，眼前既不是明末，也不是二十一世纪，期望以工商业挽救一个苏州城倒也不是不可能，但至少在眼前有点不切实际，之所以会这么说，倒不是说苏州的工商业发展不好，而是工商业形成的力量太小，用他自己的话儿说，大明的工商业发展的确是困难重重，先不说商业资本在营运上主要是居间取得厚利，以牙行为中心，榨取直接生产者。明代商品生产虽有较大发展，但生产缺乏集中，城市大多是小商品生产者，而乡村农民遭受地主残酷剥削，为负担高额佃租及其他剥削，必须从事副业生产，因而长期保持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许多流通市场的商品就是这种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产物。明代各地出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也更助长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适应于分散的商品生产。在这种场合下，商人要搜集大量的商品和物资，可以不必自己去直接控制生产机构，以加工的形式出卖商品，而可以利用无数的大小墟场组织，来达到集中商品的目的。这样，明代的绝大部分商品流通都是通过牙行进行的，许多著名的工商城市如扬州、苏州、临清等，各种牙行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明代的商人们便是通过这种牙行，进行不等价的交换，榨取直接生产者，让许多商人根本壮大不起来，而从另外一方面上看，由于商业处于末业，使得不少商业在发展上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它独立于生产之外，依靠封建特权独占商业利益以增殖其资本。明代各主要商业资本集团所经营的行业，多属政府专卖或与封建政治有所联系的商品。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是明代南北两支最大的商人资本集团，主要是以盐发家致富，浙江商人所经营的丝绸、珠玉，亦多与官僚有所联系。这样就使商业资本与封建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经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中国的商业资本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便很难获得超额利润，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本来与政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或捐纳入仕，或课子读书，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极力跻身于官僚阶梯，使商业资本披上了封建官僚的外衣，很难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样的后果，使得大明的工商业更多依赖与官场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通过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获取利润最大化，因为太过依赖，造成了其商业资本不可能转化成工业资本或产业资本，也不可能推动技术创新，最终使中国在明代丧失了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眼下的苏州说工业革命尚且早了些，但难得是姗姗来迟的工商业总算与苏州的这场动乱之中，不断发展，力量虽小，但缓慢走了下来，这就好比是一颗处于摇篮中的萌芽，杨峥着实不想因为这场改革，死在摇篮之中，起了呵护之心，才与况钟有了今日这一番话，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来自二十一世纪，对于工商业对于一个国家的赋税有多么重要，不言而喻，内心深处他甚至想大明会不会因为自己对商业上有所改变，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在赋税的收取上，不单单依赖在农业，也能在工商业上获取本该属于自己的好处，财政彻底充盈起来。
看着况钟一脸的刚毅，便知今日的再难在这个问题上说下去，这个心意已决的汉子也绝不会停止丈量土地，事实上从杨峥保护工商业的出发点上看，苏州的确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土地兼并与商业固然有莫大的好处，但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字，而能让苏州迅速稳定下来，自然是安抚百姓，用况钟的话儿说，耕者有其田，百姓能不惧朝廷的赋税，而大户、富户则要好好打击，断绝他们骗吃骗喝的本色，这样一来，丈量土地让苏州土地合理化势在必行，同时在赋税上则需要，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要做到这两点，还真没有比自己的一条鞭法更为合适，但杨峥毕竟比况钟多了五百年的见识，至少在改革上他很清楚的了解这场变法的后果，好处其一，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在促进苏州的商业不是没有好处，但从坏处上看，一条鞭法的实施，不管杨峥愿不愿意都不可避免的触动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一旦处理不好，他担心刚刚从夹缝中展现出繁荣的商业萌芽，就此胎死腹中，要真是丈量土地不做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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