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又据《明史#8226；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杨峥那会儿为了应付历史考试，可没少与“平米法”打交道，久而久之就记住了周忱的大名？此时想都不想脱口而出。
周忱一听“平米法”三个字，顿时双眼一亮，喃喃道：“果然是个好法子，大人好才学？“
杨峥楞了一下，心道：“这法子不是你独创么，难道这个时候还没实施？”
周忱似对杨峥的法子极为欣赏，低头沉思，竟不再言语。
一旁的夏元吉看自己心腹爱将如此不懂得交际，微微摇了摇头，当年因浙西发生洪水灾害，有司治不效，于是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主持治理。他在《苏松水利疏》中分析了当时本区的水道形势，认为治水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但以往泄水干道吴淞江已严重淤塞，从吴江长桥至夏驾浦一百二十余里的上游段虽可通水，但多有浅狭之处，而自夏驾浦至上海县南跄浦口（吴淞江入海旧口，在今吴淞口之南）的一百三十余里则已是“茭芦丛生、已成平陆”。重新使之通畅，则工费浩大，不如上段着重疏浚东北入江的嘉定县刘家港和常熟县白茆港，下段着重疏浚直通南跄口的范家浜。此外在河口设闸，控制泄水和涨潮，再修理加固围堤，水灾当可得到控制。当年集中了十多万人进行施工，到第二年九月完工。其治理主要工程是由夏驾浦引吴淞江上游水自刘家港入江；开范家浜，上接大黄浦，引淀山湖水自南跄口入海，从而改变了太湖下游泄水道的基本格局，其中周忱帮忙理财，用极少的银两，完成了当年算得上浩大的工程，从此后对这个年轻的后生极为看重。
后来周忱考中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他都默默关注，但此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没得到升迁，让他感到有些惊讶，对于自己看重的这个后生，腹中的经世才如何不知，一番打探下，才知自己这个心腹为人实在太不善于交际，终日除了摆弄自己的数字外，极少与同僚走动，一来二去，早年的那点声名别人渐渐淡忘了，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难得国家有如此栋梁，夏元吉着实不想让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给白白浪费了，这才动用自己在官场上的关系，在永乐二十二年，升迁为了越王长史算是升了一级，这一年多了，总算是将自己心中所学展现了出来，得到了朝廷的嘉奖，让夏元吉大为高兴，决定再帮这个后生一把，恰好昨日皇帝招他进宫议事，言起苏松赋税的问题，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赋税根本征不上来，但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今年若再征收不到赋税，怕是官员的俸禄都有莫大的问题，皇帝起初的意思是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身为户部尚书，自不愿意皇帝下达这份指令，一来户部银两并不多，二来，江南赋税虽重，但江南自古便是鱼米之乡，尤其是从郑和下西洋后，带动着苏松一带贸易往来，可没少赚取银子，那些官僚、大户手中银两可不少，三来，眼下的局面，朝中多方用钱，户部若减少江南一带的赋税，日后只怕越发支持，因此他建议皇帝派遣一个官员去治理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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