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月，江淮一代的形势骤然严峻，扬州城为北方数万兵马所困，韩健亲率兵马围而不攻，与之前苏廷夏攻打江陵城的形势完全相同。
若是换做任何一场战争，久拖下去对军心都是很大的影响，但韩健亲率的兵马，基本都是江都的子弟兵，他们对于东王府有种近乎盲目的忠心，这几年他们在外建功立业后，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所有的江都子弟兵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而来，在战争开始半个多月后军中无一例逃兵情况的出现。
朱同敬在金陵城周边狂扫惠王旧部之时，其本身还很狡诈，派出使者前来与韩健“谈和”，朱同敬说是要拥立南朝闵襄王萧素为皇帝，但其实这闵襄王根本不是南朝皇室正统，与萧旃八竿子打不着边，甚至连闵襄王的封号在六年前都被削夺，朱同敬实在是找不出别的萧氏皇族的人来当皇帝，才推出个萧素。
朱同敬表现的好像在政治面前有多无奈，但无论是韩健，还是司马藉，又或者是一些有心人，都知道朱同敬其实将何太后和悯皇帝攥在手中，他随时都可以亮出王牌，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他这是在用障眼法，让韩健和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以为他势弱。
韩健对于南朝所派来的使节，一律选择避而不见，使节近乎每天都会渡江北上，说是来谈何，但其实也是了解北朝兵马军中的情况。当这些使节发觉北朝军容相当整齐，甚至连攻城的大型机械都已经摆好，就是围城而不攻，他们自己也带着惊讶，韩健也未扣留这些人，他们可以回到金陵城去向朱同敬汇报。
大战一触即发，韩健仍旧镇定自若，因为韩健还在等待。他在等苏廷夏的兵马从楚地进兵江赣，再从江赣沿江而下往金陵城方向而来，至于南朝的粮草大后方蜀地，则是由林詹亲率兵马攻打。
韩健把金陵城周边放给了朱同敬，让朱同敬成为南朝政治斗争的靶子，但其实韩健是用蚕食的方法，先打楚地和蜀地，再以战船载登陆兵马从苏州一代西进，同时断了南朝的三处粮草供应之地，无论是朱同敬，又或者是穷途末路的萧旃和萧翎，都只能靠仅有的粮草来维持兵马运作。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韩健打对南一战最担心的是粮草和物资的供应问题，经过这几年的战争，北朝国力大幅度消耗，韩健已经没有粮食来养兵，以前韩健是让苏廷夏所部有以战养战的权力，现在韩健是准备全军来以战养战，但又不能把事情做的太明显，干脆先激起南朝内部的纷争，甚至以战船来援助身为“贼逆”的朱同敬，让南朝陷入纷争后，再出兵从蜀地、楚地和江南鱼米之乡三个粮草重地进兵，在秋收之前抢夺粮草。
这也是为何韩健一直迟迟不动兵的缘故，韩健最怕的是南朝来个坚壁清野，在北朝缺少粮草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是最久拖不得的，当南朝内部发生变乱，就算朱同敬意识到可能被北方来抢粮，他也只能是先收拢朝廷的兵马，无暇去兼顾粮草出产重地的安危。
至于在徐定城的司马藉，还有抵达徐定的女皇萧旃，甚至是即将抵达的惠王，自顾都无暇，对于北朝各路的进兵也是鞭长莫及，如是乎，就在南朝秋收之前，浩浩荡荡的北朝兵马在此时杀至，粮食还在田地中未成熟，杀来的大军，要么是以凶悍无比而著称的苏廷夏所部，要么是以攻防兼备而著称的北朝兵马大元帅林詹，要么是从海上而来携带着新式火炮的水军和战船，南朝地方守军要么是龟缩着不敢出，要么是干脆献城投降，根本不敢出城一战。
这使得漫山遍野的粮食都成为北朝兵马的囊中之物。
韩健对于这次的以战养战有很高的要求，即不得以军队的名义到地方上去抢粮，需要粮食也要等老百姓收上来之后，再从百姓手中来“纳”，说的好听的叫做交税，说的不好听还是抢。
北朝各路人马军容齐整，南朝百姓为了求得偏安，被贪官污吏和朝廷剥削也是剥削，现在是被北朝大军所胁迫，他们也只能认了，该交的粮食交出来，他们还是有足够的口粮，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百姓也全然是为了活命，把粮食收上来也都缴纳出来。
在九月初秋收开始后，南朝各地的粮食开始源源不断北运，韩健之前从豫州南调有四万多民夫，同时加上被征调的楚地地方百姓，共有十多万人为北朝运粮，粮食收上来后，直接为苏廷夏和林詹所部所用，多余的部分则运往北方，渡过江水运到江陵城，此时驻扎在江陵城的韩崔氏和韩昭氏兵马则主要负责押送粮草，将粮草东调至扬州，或者是北调往北关，解决北朝大军粮草缺乏的困局。
九月初九，曾经执掌南朝军政大权的惠王萧翎带着一百多随从灰头土脸抵达徐定城，亲自进城拜见女皇，曾经金陵城的两位执掌国政人物，萧旃和萧翎已在小小的徐定城汇集。曾经惠王在朝廷里说一不二，将女皇的权力都架空，但到徐定城后，情况逆转，女皇在有司马藉和孙临及李方唯等人的支持下，全面掌控了军权，在女皇亲自草拟诏书，发出第三道勤王令后，理论上整个南朝的政治中心也在徐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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