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嗯，老是做小白兔，会吃大亏的。”
老黎说：“给你讲个小白兔的故事，要不要听？”
我说：“听！”
老黎说：“蚂蚁在森林里走，突然遇到一只大象，蚂蚁连忙一头钻进土里，伸出一只腿。小白兔见了很好奇，问：你在干什么？蚂蚁悄悄对它说：嘘……别出声，看我绊丫一跟头。”
我哈哈大笑起来：“靠，很多人的梦想都是那么不切实际！”
老黎说：“是的，这个故事的道理谁都能明白，但是在现实社会里，却总有人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点点头。
老黎说：“再讲一个要不要？”
我说：“要！”
老黎说：“一天，袋鼠开着车在乡村小路上转悠，突然看到小白兔在路中央，耳朵及身体几乎完全趴在地上似乎在听什么。袋鼠停下车很好奇地问：小白兔，请问一下你在听什么？小白兔说：半小时前这里有一辆大货车经过……袋鼠说：哇靠，这么神！你是怎么知道的？小白兔说：他奶奶的，我的脖子和腿就是这么断的。”
我又笑，老黎说：“别光笑，明白这个故事是什么道理不？”
我摇摇头：“一时想不出……你说！”
老黎说：“一句话：现实的真相往往都是冰冷残酷的！”
我不由沉思。
老黎接着说：“再给你讲一个……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有一天，院长想看看三个精神病人的恢复情况如何，于是在他们每人面前放了一只小白兔。第一个精神病人坐在小白兔的上面，揪着小白兔的两只耳朵，嘴里嚷着‘驾’，院长摇了摇头。
“第二个精神病人背对着小白兔，拍着它的屁股，嘴里说着‘给我追’，院长叹了口气。第三个精神病人蹲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摸着小白兔，院长看后，满意地点点头。只听他悠悠地说了一句：‘小样的，放你300米，等我擦好车再追你！’院长倒地晕倒。”
听完这个故事，我笑不出来了，呆呆地看着老黎。
老黎看着窗外，悠悠地说了一句：“这世间的很多事，仅仅依据事物的表象，是根本看不到本质的。”
听了老黎这些话，想起我刚才问老黎的问题，不由觉得老黎似乎在点拨我什么。
我皱眉沉思起来……
“官场中人，似乎命运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我喃喃说了一句。
“这就是中国人奴性的表现……奴性！”老黎说。
“奴性？”我看着老黎。
“是的，奴性！”老黎说。
“为什么这么说？”我说。
“因为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官，希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进步。这同样是中国人的传统。历代帝王无不利用这个传统，推行愚民政策。所以，我认为，靠希望过日子，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国人的奴性表现之一！”老黎说。
“之一……还有哪些奴性表现？”我说。
“多了。”老黎说。
“说说我听听！”我说。
“真想听？”老黎说。
“嗯……”我点点头。
老黎说：“国人的其他奴性表现还有：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那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
“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人都是忍！忍！忍！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也就是所谓的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
“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的许多反革命和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
“还有就是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之为贼、为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拿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发展。
“中国人崇尚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绝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诚然，他们不陷害无辜，但也绝不反抗邪恶，他们只求苟安、苟活。为了苟安，墙倒众人推时，他们跟着推，破鼓万人捶时，他们跟着捶。这就是所谓的明哲。
“再就是中国人有神经质的恐惧症。这同样是遗传性的，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一旦大祸临头，不但自己掉头，还会满门抄斩。还有就是中国人是变色龙。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欢的，所以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变色龙越来越多，其性格也越来越升级，变色之快，令人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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