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方面也是如此，1854年东王、北王、翼王三人向天王上书称：“弟等细思安微、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除此以外，湖南是湘军的老巢，湘军虽然出省作战，但是，其兵勇的补充仍然要回湖南招募。
如在江西作战时，曾国藩还是“委副将朱品隆……等回湖南续招乡男四千人赴抚州训练以备攻剿”。
周风山、曾国荃也曾经分别从湖南招募乡勇，这些事情都是屡见不鲜的。江西与湖南毗邻接壤，湘军占得江西，自然便于补充兵源。
综合上述，无论从战略位置、粮调筹措以及兵源补给等方面，占有江西都是至关紧要的，无怪乎湘军与太平军都在江西战场投下了精兵良将，展开了历时五年的激烈的争夺战。
敌对双方在一个战场上反复搏斗五年，确实是个不短的时间，整个江西也在这样的拉锯战中打成一片废墟。
从咸丰四年十二月至咸丰五年十月(即公元1855年1月至11月)为止，是太平军楔入江西战场，阻止湘军凌厉攻势的时期。
咸丰四年秋，太平军占领的湖南、湖北重镇岳州、武昌，先后被湘军攻陷；十月，秦日纲率领的大军又在田家镇半壁山为湘军所败，湘军乘胜水陆并进顺江东下，声势逼人。
石达开临危受命，督师九江，咸丰四年十二月先后取得湖口、九江大捷，使湘军水师丧失战船、民船共七、八十艘。当时湘军水军的整个兵力，也不过拥有战船“凡大小二百四十，辎重炮船百二十，辎重民船百”，不能说没有伤及元气。
太平军在这战役中，将湘军水师“一分为两截，出现了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师“实觉无以自立”，不得已上驶金口，内湖水师又担忧“不便宿食，不能扎营，……无得力将领统之，……外与九江隔绝，内又与江省远离，银两子药俱无所出。”
湘军的锐气受挫，石达开有效地阻截了湘军水陆大军顺江东下的攻势，扭转了危局。
曾国藩没有就此退却，下定决心惨淡经营江西。仅仅过去一个月，也就是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让内湖水师的营官“抚辑众心”，又是“设局制造炮位子药，专，供楚炮船之用”，又是“派员卉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拨船、造船，甚至“设立船厂添造各船”，于是“内湖水师自成一军矣”。
在曾国藩亲自坐镇南昌竭力整顿下，又过了两个月，“今水陆各军在江西境内者，伤者平复，劳者休息，羸弱者遣汰添挟，仍可恢复去秋壮盛之气。”
接着，曾国藩对今后的战略部署作了一番具体分析，他在《统筹全局摺》中说：“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论之，陆路须有劲兵四枝，水路须有劲兵两校，乃足以资剿办。”
水路以及陆路四支又分东、西两路、曾国藩认为“江南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祟阳、武宁等属，皆土匪勾结粤贼之渊，是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东流建德、饶、池、徽、宁四府，皆逆匪觊觎浙江之要途，是为东一路。……南岸以东一路为重要，而西路次之。”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曾国藩的强兵悍将都布置在部阳湖东、西两岸。他在西路以塔齐布一军五千人屯浔郡，伺隙攻城，妄图牵制坚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带的石达开的主力军，使之不敢全数上争武汉，基本上还是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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