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轻松的时光总是易逝，而刘和的作息时间表上排得更多的内容还是各种会见、视察和批阅公文，不论他在邺城还是蓟城。
这天夜间，北方钱行统计司司长徐岳、制币司司长夏侯兰和清算司司长李儒三人联袂而来，就钱行筹办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向刘和请教。
徐岳首先向刘和详细汇报了对北方四州现存的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数量统计结果。“将军，目前可以动用的黄金总量为八千三百四十二斤，可以动用的白银总量为四万六千四百三十九斤，可以动用的铜总量为一百二十万九千七百二十八斤。”
徐岳此时汇报所用的计量单位，已经采取了刘和规定的十进制，并非原来那种一斤十六两，一石六十斤的换算方法，所以徐岳汇报中涉及到的一斤重量大概在五百克左右，跟后世的重量基本一致。按照徐岳统计出来的数字，刘和目前可以调用的黄金重量大概在四吨半左右，白银大概在二十三吨半，黄铜大概在六百零五吨左右。
这个数字，咋看之下貌似不少，但如果除以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分母，那么立即就会显出原形。如果跟史书中记载的汉代大概有五百吨的黄金储备总量相比，那就更加是少的可怜。刘和如今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幽州、冀州、辽州、宁州和大半个并州，手中能够调用的黄金居然才只有区区的四吨半，连五百吨黄金总量的零头都不到呢。
那么，大汉朝原本丰富的黄金储备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和两世为人，带着后世的一些疑问，如今想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
刘和记得，从各种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出秦汉两朝时黄金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官方赏赐、馈赠动辄就是以千斤和万斤来计算，当时中国的黄金之多，令后世都觉得惊奇。但在东汉年间，这么多的黄金却突然不见了，真令人百思而不得解。
后世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均有专门论述。
赵翼归纳写道：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尉缭说秦王，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汉高祖以四万斤与陈平，使为楚反间，不问其出入。娄敬说帝都关中，田肯说帝当以亲子弟封齐，即各赐五百斤。叔孙通定朝仪，亦赐五百斤。吕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陈平交欢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诛诸吕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刘章、刘揭各千斤。吴王濞反，募能斩汉大将者赐五千斤，列将三千斤，禆将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万斤。武帝赐平阳公主千斤，赐卜式四百斤。卫青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军受赐二十余万斤。昌邑王赐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既立，赐霍光七千斤，广陵王五千斤，诸王十五人各百斤，赐孔霸二百斤，赐黄霸百斤。元帝赐段会宗、甘延寿、陈汤各百斤。成帝赐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为后，用三万斤，赐孝单于千斤，顺单于五百斤。莽末年，省中黄金，万金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尚方，处处各有数匮。可见古时黄金之多也。
赵翼所列举的这些黄金数量，虽然据《廿二史记校证》的校证者王树民先生说，有一些小的笔误，但基本上都可以在《史记》、《汉书》的“本纪”和“列传”中找到出处，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黄金数量之大。
但是，到了东汉年间，巨量黄金突然消失，不仅退出流通领域，使商品交换倒退为以物易物，而且以黄金作为赏赐也相当少见。据学者考证，终东汉一代，仅汉灵帝光和元年就一次赐朱儁黄金五十斤。那么，西汉时的巨量黄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
对此，后世的学者们进行了种种猜测和考证，然后得出了数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大量的黄金被用于了佛事，因此导致黄金锐减。赵翼在《廿二史记》卷三《汉多黄金》载：“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之计，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如果说东汉的黄金被用于佛寺塑像涂金，有一些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从后世一些证据来看，佛事耗费的黄金的确惊人，看看西藏布达拉宫和青海塔尔寺，便可以知道所谓的“重塑金身”是多么的浪费。但问题是，佛事的兴盛并不是在东汉而是在南北朝，东汉末期时佛教才开始在大汉境内传播，如果不是因为黄巾起义导致道教在本土失去地位，加之各种灾害、瘟疫和战乱的横行，使得普通民众心理上需要宗教的慰藉，佛教在汉朝能否传播都未可知。所以说，纵观东汉一朝，根本就不存在大兴寺庙、塑像涂金的问题，即使有一些寺庙使用黄金，像大神棍笮融在下邳建造的浮屠寺，黄金的用量也十分有限，所以说佛事耗金不能成为西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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