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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虎牢之战的时候，李儒就有和吕布提起过这件事情，说是有人建议董卓废坏旧币，改铸新币，甚至隐晦提示可以从洛阳周边包括长安等地搜罗铜人等，以用作铸造新币。
这样的建议乍一听起来似乎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当然不是为董卓考虑，因为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发现，假如董卓真地这样做了，那么在洛阳、长安这一带的城镇商业首当其冲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本来因为战乱原因而低迷的商业困境很可能加剧，所带来的恶果也可能是毁灭性地。
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有可能会得罪此时其实已经数量不少且占据资源也不少的商人。
自春秋战国以来，已有“士农工商”所谓四民的观点，其中商人排位最末，也可见其社会地位，而自汉以来，对于商人的限制也很多，例如出行不能够用太过华贵的车，身上不能够穿着华美的丝绸衣服，商人虽然因为从商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他们赚的钱却不能够明目张胆用来享受，可即使如此，还是有些人义无反顾投入到这一群体中，而到了汉末，虽然主流社会对于商人的认同度并没有多大改变，然而商人在礼制上受到的实质限制却不多了，只要有钱，他们可以穿华美衣服、出行规模宏大，这时也基本没什么人会来管他们。
在这时候，商人实际上已经渐渐成为了一股不小的力量，随着一些商人以钱“入资”投靠一些诸侯，他们的影响力也渐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董卓改换币制受到最直接影响就是他们，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必然不会坐以待毙。
董卓想必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是他和整个社会主流观点差不多，都对商人抱着看不起的态度，其实凡事都是过犹不及，如果商人的地位一直得不到改变的话，还是可能会走上未来的老路上去。
当然就算是要改变商人地位，不是说说而已，更不是吕布目前所要考虑地，数百年以来的积习早就成为了一个自然惯性，要改变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更何况从历史的长远来看重农抑商的确不是一项值得长久贯彻的政策，但实际上在最初的时候做出这一决策的统治者难道都是傻瓜？他们或许没有那么长远的目光，更不可能像吕布这样能够“预见”到未来，但能够留名于世尤其风起于当时的这些杰出人物他们所做出的决策根本上来说还是立足于现实的局面，不止是在观念上，现在的经济基础也仍然是以小农经营的自然经济为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商人被轻视乃至限制的必然。
扯远了，董卓要真贸然干出改币制之事，商人群体必然怨言大作，然而他们的影响力现今虽然得到提升，但在本质上现在的天下还轮不到他们做主，董卓个人更可能完全不会去理会他们的感受，所以这只是一方面但不会是主要影响因素，但董卓不可能谁也不理，如果再延伸出去，因为货币改换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会直接间接损害到更多人的利益，而这其中就包括有这个时代里联合起来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起到改朝换代推动作用的世家大族这一利益阶层，也是如今董卓最为看重的一方。
现在各个阶层本就有许多人对董卓报以不满，这种不满一直积压着，总有一天是会爆发地，而这件事情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引子，一旦真地爆发出来到时候董卓就真地完全陷入了被动，到时候后悔都晚了。
当初李儒劝解明显已经心动的董卓，也就是从这一方面入手，但董卓会险些中了此计，却也正说明其有可取之处。
当时设计出这一计地，正是那次李儒想要围捕最终却被另一伙人就走的人——因为典韦遇到的正好是许褚并不认识，后来夏侯惇出现，更直接将那些追杀郭嘉的西凉兵全数杀尽，所以无人能够说得清这事情究竟是谁干出来地，但可以肯定地是与洛阳城内绝对有所联络。
为了巩固董卓的声势和地位、壮大董卓集团势力，李儒当时正在想办法要让董卓扭转形象——虽然这很艰难，但很多时候时间是能够冲淡一切地，而对于不管是那些世家还是那些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才是最要紧地，如果能够兼顾到这些，董卓的地位将会更加稳固，也会真正建立起一个有实力有基础的集团，所以李儒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就极力劝阻，目前来说效果还是好地，因为董卓确实搁置了这一事。
李儒的设想是好地，也是为董卓好，吕布却偏不能够让他如意，他要做黄雀、要做渔翁，自然也不能够让董卓空闲起来，更不能够让他往好的方面发展，沉迷酒色不过是小事，吕布要积极促成他做几件真正的“大事”——一旦做了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事情，更何况正好能够对自己有帮助，真是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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