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爱尔兰南部的科克港，距离爱尔兰首府都柏林有近300公里路程。在这个通讯技术不太发达也不算很落后的年代，消息在战争时期的传播速度有快有慢，关键在于正常的讯息传播渠道是否畅通。如果两地之间的民用电报、电话线路被尽数切断，敌我双方的广播电台又在提供的是彼此相悖的消息，那么普通民众就很难在第一时间获知战局的真实进展情况。
夕阳下，象征自由、民主、团结的爱尔兰三色旗飘扬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大街小巷。街垒已被清楚，交通恢复了畅通，但荷枪实弹的岗哨依然随处可见，带刺的铁丝网架靠墙存放，让人觉得它们随时有可能重新派上用场，建筑物的外墙、街道的地面以及花坛、雕塑还留着不少斑驳的弹痕，战争的创伤总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抚平。
蜿蜒流淌的利河将整个科克城一分为二，靠近海港的一处码头旁停泊着一艘白色的游艇，它的艇身线条饱满，由此具备较好的航海能力，宽厚敦实的艇尾是大马力、高航速的典型特征，柚木色的艇壳和甲板在夕阳的映照下散发着雍容高贵的气质。
毗邻游艇的码头旁停着两辆黑色的轿车，车门敞开，几名戴帽子的男子很是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在绑缚缆绳的木墩边上，一个海员装束的青年时而眺望远处，时而低头踱步，无论海风多么凛冽，他始终呆在这里，像是看护宝物的守卫。
在游艇最大的一间舱房里，衣着得体的男士们坐在宽大的皮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放着精致的玻璃酒杯，空气中弥散着优质雪茄和上等威士忌的浓郁香气。尽管环境舒适，这里的气氛却颇为沉闷，男士们一个个紧绷着脸，久久没有人开口说话。
突然间，舷窗外隐隐传来一声枪响。不久以前，科克港曾不分昼夜地响彻枪炮声，到处是流淌的鲜血和陨殁的生命，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这一声孤零零的枪响便舱房里的气氛不安地躁动起来。
有人在胸口和额前反复划着十字，口中念念有词；有人神情恍然，思绪游离于现实之外；还有人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板，宛若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塑。
唯一的例外是穿着德国海军制服的中年军官，他表情平静，目光冷峻，腰间配枪，尽显英武之气。
第一声枪响只是一个信号，片刻过后，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总统府所在的方向枪声大作。尽管这艘游艇上的每一个人都很想知道形势的变化，但他们却没有站在绝佳的观潮位置，睁大眼睛直视这历史的潮流，看它最终将会走向何方。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因为缺乏勇气。帕特里克-皮尔斯，这位历史上的复活节起义领袖，用生命唤醒民众的英雄，是以理智的心态看待自己周围的形势——坐在这里的人，几个月前还只是一介平民，从事着秘密的反政府活动，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沦于牢狱之灾甚至丢掉性命，现在，他们已经是爱尔兰共和国的政府官员，大到内阁部长，小到议员委员，而这样的回报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再让他们推翻麦克尔内领导的共和政权，并非每个人都心甘情愿，他们可能只是碍于皮尔斯和坎特的威望，以观望的态度置身于这场变革之中，随时有逃跑甚至叛变的可能。
远处的枪声犹如春雨，一阵密集一阵稀疏的交替着，人们拼命地抽着烟，舱房很快变得烟气缭绕，有人熏得咳嗽，有的呛得流泪，可是谁也没有贸然走出船舱。
过了将近半个小时，枪声渐渐平息下来，艇舱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靠近舷窗的人频频朝外张望。如果有大批武装人员出现，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政变失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这艘游艇逃离科克港。德国军队撤走之后，驻泊在这里的德国潜艇也不见了踪影，爱尔兰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只能依靠德国人布设的水雷阵以及少量岸炮保卫临时首都，英国海军不敢贸然进攻，但这艘游艇却可以避开水雷和岸炮覆盖区域溜出去，逃往德军控制的戈尔韦和利默里克地区。
须臾，一辆黑色的轿车飞驰而来，这艇舱里紧锁着的眉头一一舒展开来，人们彼此相视，如释重负。
可是，轿车在码头停稳之后，推开车门出来的风衣男子脸上却看不到一点儿欢愉的神情，但也没有吃了败仗的狼狈，只见他大步流星地穿过栈桥。转眼功夫，艇上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人们顿觉忐忑，一个个伸长脖子，瞪大眼睛。
埃蒙-坎特，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元老，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这时候虽然还极力保持着镇定，但整个人的僵硬姿态已经出卖了他内心的紧张情绪。
走进艇舱时，这名穿着风衣、系着配枪的男子，额头和鬓发都已被汗水打湿。
“除了麦克尔内，其他人都抓住了。克拉克、普朗克特、麦克德莫、霍布森，噢还有凯斯门特，这些人拼命抵抗，直到他们打光了子弹，我们才冲进去把他们生擒住，只有普朗克特受了点伤，其他人最多只是受了惊吓。”
几乎没等他说完话，一名议员就急切地问：“麦克尔内去哪了？趁乱逃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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