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的船行得并不快，这时没有风，也没有扯帆，那些蜀锦制成的帆卷在船上，看不到那种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壮观场面，但是三十多条船在江面上横行的样子还是很骇人。行船的时候最省力的方法是鱼贯而行，这种一字排开的阵势并不讨好，纯粹是为了摆威风，就像是刚成年的小公鸡，一定要昂着头，乍着翅膀走路，看到路边一只狗都要冲过去啄两下，以示自己的无所畏惧。
刘修没有让跟得太紧，他们这些人陆战武力一流，可是到了水上显然不怎么样，要和这么多无赖少年对阵，他可没什么胜算，就像是李逵在岸上可以把张顺打得鼻青眼肿，到了水里却被人淹得死去活来一样，他才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去和甘宁单挑。
他是能装神弄鬼，可不敢认为自己真的是神。
他们就远远的缀着，当天晚上，他们也住在船上。那掌船的父子三人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可是他们知道宕渠朴家，能让朴家少主侍候的人，自然不是一个普通人，更何况人家船资给得丰厚，他们也就乐意恭敬的侍候着。船上有的腊肉、米面，江里新钓上来的江鱼，简简单单的炖了一锅，等汤熬得如牛奶一般浓白，鲜香四溢，可比后世什么大酒店的江鲜美味多了，刘修在草原上吃了一年的牛肉、羊肉，北海里也有鱼，可是这样鲜美的江鱼却吃不到，不禁大快朵颐。
刘修一边吃，一边向朴胡和船家父子打听益州的情况，这才知道巴蜀地区的贫富分化也严重，千万家资、百万家资的顾然比比皆是，并不新鲜，可是普通百姓的日子过得也苦。像板楯蛮几次反叛，就是因为汉人官吏欺负他们，不遵守从秦昭王时代就沿袭下来的赋税制度，在他们进城卖一些山货的时候还经常刁难他们，一旦与汉人起了冲突，那些官吏往往不问清红皂白的就偏袒那些汉人，板楯蛮生性野蛮，一遇到这些事情就容易红了眼，往往一件小事就会越闹越大。
如果是以前，刘修肯定不相信这样的事。因为在他的记忆里，汉人的官府总是偏向少数民族，打压汉族人的，后世最著名的计划生育就是只针对汉族人，少数民族从来不执行这个政策，不仅如此，几乎在所有的政策中，都向少数民族倾斜。汉人外出旅行带口菜刀作纪念品，上火车时是要被没收的，这是管制刀具，可是藏人到内地也挎着锋利的藏刀，却没有一个警察出来管，美名其曰照顾其风俗习惯。刘修上大学时，学校里就发生过藏人耍横，结果惹恼了汉人学生，一轰而上，把那十几个藏人打得鼻青眼肿，最后却被学校处分，结果更多的汉人学校罢课抗议的大事件。
可是现在朴胡这么说，刘修信，原因很简单，他之前在并州，汉人就欺负匈奴人、鲜卑人，在凉州，汉人欺负羌人，官府的人就和朴胡说的一样，不问清红皂白的就偏袒汉人。可能是因为这些官吏多少都读过两天书，信奉华夷之辨，从心底里没把这些羌胡当正经人,其实从称呼也可以听得出来，不是蛮就是夷，不是羌就是胡，那种民族歧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时代汉人的尚武精神还很浓，哪怕是个读书人也挎刀带剑，再往前几十年，见皇帝时，臣子依然带有兵器，皇帝也不以为忤。
刘修希望汉人能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不要再被异族欺压，不再被变了质的儒家文化变成没脊梁的顺民，但是此时此刻，他对这种似乎有些过火的民族歧视也有些头疼。在他看来，既然不能彻底的消灭他们，那就只有同化他们，而且是主动的同化，而不是被动的同化，更不能把被民族蹂躏美化成融合，排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益州除了各种蛮夷多之外，普通百姓的生活还好，虽然和那些豪强们相比差得太远，但是成都平原富饶，只要官府不欺压得太狠，吃饭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通常来说，反叛也是以蛮夷们的反叛为主，汉人百姓很少有被逼到那种绝路上去的。
益州地理形势复杂，最富庶的地区是三蜀，也就是所谓的蜀郡、广汉、犍为三郡。这三个郡原先都是蜀郡，西汉初分出广汉，汉武帝时又分出犍为。成都市位于蜀郡，但是离广汉、犍为都不远，以成都为中心的三百里辐射范围内，是整个益州最富庶的地方，也就是原蜀郡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大汉有句俗语叫“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益州也有一句俗话，叫“巴出将，蜀出相”，巴郡民风剽悍，多有名将，像宕渠的冯家，阆中的黄家、严家，都出过不少将才，至于刘修现在看中的甘宁的甘家，说实话还排不号。蜀郡出大文士，西汉时的司马相如、扬雄、严遵、李弘，都是学问精深的大名士。蜀郡虽然没有袁家、杨家那样四世三公的豪门，但是三公九卿也是层出不穷，代有其人。
刘修早就知道益州殷富，却不知道还有这么多人才，朴胡不过是个粗鲁的蛮夷，他都能知道这么多，实际情况应该说更喜人。董扶说益州有天子气，可能也正是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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