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思虑片刻，崇祯皇帝朱由检似乎在心中有了一些眉目，紧皱的眉头，松开了不少。
王承恩和曹化淳，徐国伟三人还紧张的在等皇帝的接下来的安排呢，皇上没有让走，谁也不能走，而且现在到底要做什么？曹化淳和王承恩这两个老太监已经乱了方寸了。
说乱了方寸有些过了，曹化淳和王承恩当然知道要怎么做，如果这天下归两个老太监直接掌握的话，如果像是以前魏忠贤那般的话，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先不去管什么车厢峡，毕竟离着远，这次能够围住，下次必定还能够围住嘛，将京畿地区的建奴先给弄走是正事。
但两个老太监当然也很清楚皇帝的性格，皇帝一定不会跟他们是同样的想法，皇帝一定是想将中原反民的主力给一窝端的！但一没有功夫，二没有资金了啊，您怎么端？
崇祯皇帝朱由检忽然微微的一笑，令在场的三大太监无比震惊，还没有到压力过大的时候吧？此番又不至于对京畿地区构成太大的威胁啊？比上一回建奴入京畿地区的时候，情况不知道好了多少？皇上崩溃了吗？
三个人都不知道，这次的情况，对崇祯皇帝朱由检所造成的压力要大的多，上一次，他只是面对着一个皇太极，只有正面这一个敌人，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抗就够了，但这次，他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在吸引着他，两方面所能够构成的压力，就空前的大了。
是要先抓住机会，还是要先处理危机？这在正常人那里是一个很容易选择的问题，但在崇祯皇帝朱由检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过那都是上一世的事情了，重生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一世经历的事情更多，所进化的水平也更高，“王承恩，你准备一下，朕明日要出京师，先去洛阳，再到兴安，朕要敲掉那最后一个存钱罐！”
王承恩和曹化淳同时大惊，这一次，皇帝居然在做如此重大的决定之前，并没有背着曹化淳，以往有这么重大的决定，都只有王承恩一个人是可以事先得知的啊！看来皇帝主意已定，但福王那个存钱罐，要么是被反民大军给敲掉，要么就是留着一辈子不能动，这天下谁都可以动，唯独你这个做皇帝的人不能动啊！
皇帝啊皇帝，您有没有想过，那个人是你的亲叔叔！王承恩和曹化淳的心中，同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
“万岁，此事万万不可，福王是宗室中跟陛下最近的关系了，如果皇上冒然发难的话，就不单单是天下大乱的事情了，整个大明的人都不会赞成的，这是破坏了人伦，会将大明的道德体系一下子全给推翻了，这让大明百姓何以自处？而且天下藩王同时作乱的话，那情形，比反民要严重的多啊。”王承恩不得不在这么一个时刻，顶着皇帝的兴头谏言，这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的。
曹化淳暗自佩服王承恩的胆略，和王承恩对皇帝的忠诚，反正这样的话，他是万万不敢说的，谁都知道皇帝的个性，动辄杀戮，毫不手软。
崇祯皇帝朱由检哈哈大笑道，“大伴，你起来，不要动不动就跪下，朕既然是天子，跟自己的亲叔叔借一点银子，这天下人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他不肯借的话，应该被说的是他才是！”
朱常洵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万历十四年所生，为第三子。而在此之前的万历十年八月（1582年），王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想废长立幼，被众大臣、孝定李太后极力反对，史称“国本之争”。
围绕这个问题，大臣们与皇帝斗了15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国本之争”是万历一朝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神宗因此荒废朝政以示抗议。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已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万历的断头政治在太子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在与太子同时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身上，他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末，为福王举行了隆重的花费了三十万两银子的婚礼。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命令在福王的封地洛阳为福王建造王府，数年后才竣工，用银二十八万两。做父亲的真是劳苦功高，让儿子有了媳妇，有了房子，如果是当今社会，车肯定也免不了了。
他除了在物质方面为这个儿子着想之外，还在精神上也加大力度。按照明制，亲王受封之后，即应到封地居住，而且，有严格规定，去了以后，不得再回京城见母亲。郑贵妃对这种规定真是深恶痛绝，她哭，她觉得自己脆弱的身心根本承受不了母子两地分居的痛苦，坚决不肯让儿子去洛阳。万历真的就不让儿子去洛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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