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糖厂便设在长社城外码头边上，因为其所需的原材料甘蔗的数量极为庞大，其下游的造纸业又是个污染大户，便一同安置在了长社城外，当然，造纸厂的位置是要设在洧水下游的。既然制糖厂与造纸厂都挪到了长社，伏龙山庄新近设立的酿酒车间便也安置在此处。
这个酒厂是专门用来生产甘蔗酒的，原产于古巴共和国的朗姆酒便是用甘蔗汁、糖汁或糖蜜酿造而成，只是多了一道蒸馏的工序罢了。要说这酒的蒸馏技术倒也不难，用青铜或是铁器制作的蒸馏工具，同样可以得到蒸馏的美酒，只是郭斌目前却没有拿出来的意思。
中国的酿酒技术大约传自夏朝的杜康或仪狄，更有传自黄帝的说法。虽然众说纷纭，可其出现的时间应当不会晚于夏朝。而至于酒的蒸馏技术，其起源便愈发众说纷纭了，而且各种不同的说法之间相差甚远。
一种说法是来自明朝的李时珍，他在其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中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蒸令汽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 。”这位医药学家经常搞一些跨界研究的事儿虽不必穷究，可在许多事情上的可信度却也值得商榷。
此外，还有这蒸馏法传自宋代、唐初、乃至东汉的说法，当然各执一词，也各有其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如今就说说这蒸馏酒之法传自东汉的说法。
在上海博物馆陈列有一套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该蒸馏器的年代，经过青铜专家鉴定是东汉早期或中期的制品。并且，专家曾用此蒸馏器作蒸馏实验，蒸出了酒度为 26.6-20.4的蒸馏酒，而且在安徽滁洲黄泥乡也出土了一件似乎一模一样的青铜蒸馏器。
这时候，历史学家钻研学术时的严谨性就体现出来了。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吴德铎先生和马承源先生认为我国早在公元初或一、二世纪时期，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便已使用青铜蒸馏器了，但他们并未认定此蒸馏器便是用来蒸馏酒的。
1986年论文发表后，毫无疑问地轰动了世界科技史学界，并引起了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科学技术史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的高度重视，表示要对其原著作中关于蒸馏器的这部分内容重新修正。不过，因为缺乏充足的证据，蒸馏酒起源于东汉的观点，目前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仅靠用途不明的蒸馏器便认定酒蒸馏技术的产生年代，确是不够妥当。
也有人拿曹操禁酒的事情作为旁证，说“魏曹操禁酒，人窃饮之。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意思是说，因为曹魏时，曹操禁酒甚严。当时人讳说酒字，便把清酒叫圣人，浊酒叫贤人。便有人认为这所谓的“清酒”，便定然是蒸馏酒了，其实大谬不然。
此处的清酒是与浊酒相对的，古时在浊酒中加入石炭，使其沉淀，取其上层清沏的酒液，称为清酒，而其留下的白 浊的部分，则称为浊酒。因此，清酒是经过沉淀而非蒸馏，其酒精度自然也与蒸馏酒相去甚远。
在世界上知名的日本清酒，是以大米与天然矿泉水为原料，经过制曲、制酒母、最后酿造等工序，通过并行复合发酵，酿造出酒精度达18%左右的酒醪。之后加入石灰使其沉淀，经过压榨制得清酒的原酒。因此，从酿酒和沉淀的技术来讲，日本的清酒似乎也是源自中国古代的酿酒术的。因为清酒的酒精度也不高，如今在日本市面上出售的清酒的酒精度，也不过十几度。
不过，郭斌所以无意于蒸馏酒，也是为了节约粮食罢了。若是这好酒造出来后，再将酒鬼们的酒瘾给勾出来，那粮食的消耗势必大增。在粮食极为匮乏，各地政府无心发展经济的时代，这是断然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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