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王锐所想的那样，如果杨鹤去向自己的儿子杨嗣昌去虚心求教的话，肯定能得到更加详细的指点。
原来的历史上，身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提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的“十面之网”的策略，即：“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
这一套办法简而言之，就是分散一部分兵力驻守在各交通线的战略据点上，以点线控面，用战略据点联系交通线把面分割成片。另外集中一部分兵力分片追剿，企图以堵、剿结合的办法来镇压农民起义。
杨嗣昌的这一套曾经得逞，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被迫逃入深山密林、兵员减少至千人左右；而另外的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等则受了招安，明末农民大起义一度陷于低潮。若非大明当时还要同时对付另一个更加凶狠的外敌——后金，被两线作战所拖垮；若非大明的内部几乎已经完全糜烂掉，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很有可能就此被扑灭了。
清朝时，也多沿袭了明朝的军事思想。康熙年间清剿大顺军余部、乾隆年间平大、小金川之乱、嘉庆年间傅鼐平苗乱等等，都是采用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办法。
尤其是道光、咸丰时的曾国藩，更是堪称平乱大师，一举剿平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其所用的方法仍是步步为营、长期围困，再加上乡兵团练。其中在对付捻军时，用的就是“聚兵河防”的策略。
以淮河、黄河、运河等大河及其支流作为防线，挖深河床，在河岸上构筑长墙与壁垒，分段驻军等办法来围剿捻军，而这个河防计划在摧毁捻军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捻军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机动力最强的一支起义军了，几乎全部是骑兵，战斗力极其强悍，连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都败在捻军手下。
但李鸿章在老师曾国藩“聚兵河防”策略的基础上，依靠乡兵、团练，再辅以保甲连坐、坚壁清野等办法，极大地限制了捻军的机动空间，最终将其生生困死。
王锐也是借鉴了杨嗣昌和曾国藩的策略，提出了这个融“十面之网”和“聚兵河防”为一体的思想。至于杨鹤是否能领会其中的精髓，能不能实现，就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听罢了王锐的详细解释，杨鹤凝神沉思了片刻，忽然长叹了一声说道：“久闻国公大人乃是当朝第一名将，今日亲身领教，才知果然不虚！大人如此年纪轻轻就能有这般谋略，当真令人好生佩服！请国公大人放心，下官定会依计而行，让那班贼寇插翅难飞！”
王锐暗暗说了声惭愧，哈哈一笑说道：“杨大人过誉了，此法也并非在下所创，锐不过是博采众家之长才想这法子罢了！如若杨大人果真能照此实施，在下相信四省之乱早晚必平！”
杨鹤点头应道：“国公大人放心，下官定会谨记在心！适才大人说要推荐一个人，却不知此人究竟是谁？”
王锐闻言忍不住用手轻轻一拍额头笑道：“多亏了杨大人提醒，我险些都给忘了！此人就是陕西督道参议洪承畴，他熟知兵法、极富谋略，杨大人可命其全权负责剿贼之事，在下相信他也定不会让杨大人失望！”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那也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了。他也曾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
不过与杨鹤不同，洪承畴主张“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的方针，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整厔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尽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
正是因为他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所以在明廷的内部颂声大起，称其军队为“洪军”。
但是1638年9月，清军分两路南下，攻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等地，高阳失守，大学士孙承宗殉职，卢象升在巨鹿阵亡，京师戒严。两面受敌的明廷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与孙传庭率军入卫。
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率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一处。
1641年，洪承畴率军与皇太极决战与松山，结果由于事先没有决战的决心，明兵两镇六总兵败溃，十数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更是无计其数。洪承畴带领的残兵万余人，被清军团团围困在松山，饷援皆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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