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名气虽大，但王锐却对其半点也没有好感。因为早在天启帝时，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后金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是传递文书情报。
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可以说山西商人对后金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上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对山西商人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有不少都被钦命为“皇商”。
晋商也在清代发展到了颠峰，涌现出了许多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如榆次的常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尽管王锐不是愤青，还不至于给晋商扣上一顶汉奸的大帽子，但心里却对其这种为了发财不惜与敌通商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这等同于资敌一样。
要知道敌人每多得一点物资，战斗力就强了一分，就会令明军的将士在战场上流更多的血。
因此一想到建虏所穿的衣甲、所用的弓箭、所骑的战马等等可能都是来源与晋商供给的物资，与建虏铁骑曾经有过连番血战经历的王锐又怎会感到不恼怒？
不过恼怒归恼怒，王锐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冷静。他心知那三家票号敢这么做，必定是有一定的来头，所以内卫应该很快就能摸清其底细。
果然不出他所料，只用了一天的功夫，内卫就已经将三家票号的详细资料放在了他的案头之上。
“日晟昌”的大东家名叫乔泰恒，山西太原府人，主要经营盐业与票号。据说与晋王府的过从甚密，在太原府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连巡抚大人都要礼敬其三分。这“日晟昌”里就有晋王的股份，但具体占多少却是暂时不清楚。
“西玉成”的东家名叫常书欣，山西大同府人。他是以颜料起家，后又涉足到票号业。其背后有代王的支持，并以此为旗号，与京师中不少王公贵胄的过从甚密。
最后一个“蔚泰厚”的东家名叫曹玉德，山西潞州府人。早年靠经营辽东的皮货与人参发了大财，现下是潞州府第一大地主，其背后也有沈王的支持。
王锐看罢了资料，不由得暗暗一笑，心说怪不得这三家票号敢如此强硬，原来背后竟都是有藩王的支持。不过这一次他们可是打错了算盘，属于自投罗网，正撞到了枪口上来。
自从与皇帝定下了削藩的大计后，他一直在寻找着最佳的机会。但是像在封地横行霸道、侵占田产之类的普通罪名对于藩王来说过于无关痛痒了，以此为削藩的理由恐怕难以服众，必须要类似谋逆这般的大罪方能一举将那帮蛀虫一般的王爷们办得死死。
因此这段时间以来王锐一面命令内卫全面监视洛阳，将福王死死盯住，一面着手进行着货币制度的改革，耐心等待最佳的机会。
可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想不到被盯死了的福王那边一直没有动静，推行纸币这边却有这绝佳的机会主动送上门来！
晋王、代王和沈王是封地在山西的三个藩王，没想到各自和这三家票号挂上了关系。他们之间的瓜葛究竟有多深眼下还不知道，但仅从三家票号此番敢于以硬碰硬，根本不怵汇通商号的举动来看，他们背后如果没有极硬的后台，绝对不会在京师这等藏龙卧虎之地如此贸然行事。
皇帝亲书牌匾、授予独家发行货币权、连发旨意力主推行纸币、再加上开张那日从所未有的盛况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摆在那里，只要不是傻子，就应该能看得出来汇通商号的来头有多大。但三家票号偏偏就敢对着干，这其中说明了什么？
王锐眯起眼睛盯着手上的资料，心里闪电般转着念头。他现在想的已经不是如何挫败那三家票号的反击，而是琢磨着怎样才能借着此事将那三个王爷拉下马来，为削藩之事打开一个突破口。
他虽然对晋王、代王和沈王还并不十分了解，不知道他们的为人究竟如何。但大明开国已经有二百多年了，若非因为自己穿越来此，历史上这时已是进入了亡国的倒计时。各个藩王也传了二百多年，无不是淫奢极靡荒淫无度，想来也绝不会冤枉了他们。
沉吟良久后，王锐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致的方略。于是他立刻命人去将孙传庭找来，同其商量了一番，进一步完善了计划。
这个历史上的一代名将现在已经成了王锐手下的第一智囊，为其分担了不少的心力，尤其是当他被雷落惊所伤昏迷不醒和上一次身陷天牢时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眼下已越来越被王锐信任和倚重。
和孙传庭计议已定，王锐当下立刻进宫去见皇帝。
一见了朱由检的面，他就将三家票号恶意抢夺市场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然后又将那份资料摆在朱由检的面前，开口总结道：“启禀皇上，似这三家票号的所为虽为竞争常法无可非议，但破坏了市场秩序事小，影响了纸币的推行事大！现下朝廷上下一心进行货币制度的改革，此乃决定我大明万世长盛基业之大事，绝不容任何人破坏！三家票号只是小芥耳，但事情既然牵扯到了三位王爷，臣未敢擅自做主，还要请皇上定夺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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