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初步了解了大明银元，接下来自然是更想知道银行的业务。那简单地说，在现阶段，银行的业务主要就是存、贷款与票据的汇兑。待新的货币制度逐渐稳定之后，再陆续展开结算、代理、保管、担保等业务。
前面已经简要说过银行与钱庄的区别，银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方便货币流通，而是汇集民间闲散货币投资获利，这是它与钱庄最本质的差别。
在古代，人们把金银等货币存入钱庄，主要目的是方便携带和使用，因此钱庄收取费用是合理的，这笔费用里包含了保管风险和远程运输费用，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人们把钱存入银行，更接近于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银行不仅不应向顾客收取任何费用，而且必须给予一定程度的回报，也就是利息了，这可与钱庄完全不同。
之所以有这种差别，原因还是刚才所说过的目的不一样，银行是要通过汇集民间闲散货币投资获利，这与钱庄相比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其实在以金银等重金属为主流货币的情况下，钱庄的赢利空间是非常丰厚和诱人的。首先是代理保管、运输，有充足的理由收取保管费和异地存取费，虽然在钱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运输风险几乎为零，但是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长途携带的巨大风险，所以这方面的收费非常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
其次是适度投资，就是在不引发兑付风险的前提下，占用一定比例的客户的资金，这个比例可以随着钱庄信誉的提高而提高，这点让钱庄比任何投资者都有更大的优势抢占商机。所以古代的钱庄通常会有优质的产业作为信誉保障。
再次是钱票的流通可以让钱庄把可占用的客户资金比例进一步提高。钱票流通意味着存钱的客户更少地提取现金（金银），使得钱庄能够更多更安全更长期地使用客户货币，这样一来客户的货币几乎就变成了钱庄的自有资金了。
最后是当钱票的流通达到一定程度，钱庄可以利用钱票相对于金银等重货币更好的便携性，谋求和实现钱票的准货币地位。这时钱庄甚至可以直接使用自己发行的钱票满足更多的资金需求，因此很大程度上，钱庄可调用的资金甚至可以超过它实际拥有的客户资金。
但无论钱票的流通性在怎么好，它终究只是一种借条而非真正的货币，这就是王锐为什么不经营钱庄，而一定要将银行引入到大明的根本原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王锐今日的地位、权力，再加上远超这个时代的知识、经验和见识，若想变得富可敌国并非是难事。
只不过他的目光要更加长远，想的不仅仅是自己发财，而是要引领大明走上一条强盛之路。相比于个人的财富积累，这令他更有成就感，才不枉了作为一个穿越的逆天者来这个时代走上一遭。
还记得我们前面也曾经讨论过历史上白银的产量对明朝经济的影响，事实上在明朝时期，全球已经出现了第一次严重的贸易失衡。当时中国向西方世界源源不断出口瓷器、丝绸和香料，换回高额白银“储备”，形成了对西方国家巨大的贸易顺差。
巨额白银的涌入和“一条鞭”法的实行，确立了大明银本位的货币制度。而顾名思义，若想使这一货币制度正常运转，自然需要大量的白银为保障。
可是在此之前，自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币制以来，外圆内方的铜币历经朝代更迭，盘踞本位货币宝座长达一千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金银矿藏的相对贫乏。
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0万两左右，清代前期约20万两左右，较之美洲、日本、欧洲相比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而且我国银矿品位不高，开采往往得不偿失。
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在0.003％-12.5％之间，一般在1％以下；而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为50％，新西班牙银矿含银量为5％-25％。
所以说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的产量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种货币制度下，想要增加社会的总货币量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大明若想迅速摆脱国库空虚，朝廷无钱办事的局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能缓缓为之。
而纸币本位的货币制度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准备金充足，就能够发行足量的货币，然后低息贷款给政府。
政府有了钱，就可以进行投资和公共事业的建设，一来为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二来直接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通过投资和付工资的方式令货币流入社会，也就是老百姓的手中。
老百姓有了钱，就会消费、交税，扩大社会经济总量，使货币重新回到政府手里，形成了一个增殖的良性循环。社会经济总量扩大后，银行就能够再增发货币，重复上面所说的增殖循环过程。如此反复，经济自然快速发展起来，国库充盈、人民富足，国家又岂能不走上一条强盛之露？
当然，这个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所以说这就要看王锐的执行力怎么样了，也要看他和皇帝究竟有多大的决心。但不管怎么说，这条路子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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