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吴铭携夫人乘坐飞机来到美国的时候，对美国华人的宣传已经在致公党的大力帮助下非常有效的展开，虽然不少华人有了去马来亚发展的愿望，但是其中不少人还在观望，观察马来亚政局是否能够稳定，华人政党是否能够掌权，政治制度是向西方学习还是向共产主义靠拢。
二战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
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改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众院非美委员会借机指责工会 “已被共产党渗透”，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
1945年3月1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期工作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6人。
事后查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大部分是谢伟思等人在中国延安的近一年时间里，通过同毛ZD、周EL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真知灼见。如在1945年2 月中旬，谢伟思提议美国政府对中国GCD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 ——即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以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提供援助与否；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等。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尽管联邦大陪审团在8月份宣布因证据不能成立，谢伟思无罪开释，但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 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面对着美国的这样一种局势，在临行前，吴铭与众人进行了细致的商讨研究，统一了口径，确定了以马来亚的发展为中心，远离共产主义势力的主张。
1948年七月二十日，在白宫，就在吴铭将代表马来亚临时政府与美国政府开始正式会谈与蹉商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与吴铭进行了秘密的会谈。
“纵观世界，马来亚政府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岁，这非常让人惊讶。”杜鲁门笑着说道：“年轻，便有朝气，有活力，我们美国政府还是非常看好马来亚的前途的。”
“年轻是优势，也有弱点。”吴铭很诚恳地表示道：“我们还缺乏管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马来亚联邦无论从政治制度，还是从国家结构上看，都与美国比较相似，所以我们还要从美国汲取经验，而且也准备邀请一些管理专家去马来亚来帮助我们。”
“对于友好国家，我们美国是不吝于帮助的。”马歇尔点了点头，“民族解放军，哦，应该叫马来亚国防军，战斗力很强，对于加里曼丹岛为何置之不理呢？难道是顾忌印度尼西亚？”
“对于我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会放弃。可是国务卿先生，想必您也知道，从独立战争开始，我们就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武器。”吴铭解释道：“靠着日军的遗留和缴获英军的武器，我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赢得了胜利，现在要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何况要收复加里曼丹岛的领土，就要跨海作战，对于军用船只的缺乏，也制约了我们想进行军事行动的意图。”
“对这一点，我们表示理解。”杜鲁门思索着说道：“因为美、英是盟国，所以在马来亚独立战争时，我们是不方便提供军事援助的，只能提供一些道义上的支持，这些也请你们理解。”
“那么现在呢？”吴铭笑着反问道：“马来亚联邦已经宣布独立，而且没有加入英联邦，是不是贵国的这种顾虑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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